原民狩獵入罪？——王光祿案的非常上訴怎麼走？
台東布農族獵人王光祿（Talum），於2013年8月為了年邁母親，持獵槍捕獵野生保育動物山羊、山羌肉，於2015年11月遭判3年半定讞。判決內容引發各界討論，質疑司法歧視原住民族。最後，檢方最後決定暫緩執行，檢察總長也提起非常上訴。
本案非常上訴於2016年11月29日開庭「調查」，創下我國司法史上非常上訴開庭首例。非常上訴是什麼？為什麼本案件這麼特別？就讓《法操》帶大家了解，「非常上訴」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吧。
特殊救濟程序：「非常上訴」與「再審」
雙方當事人對法院所為的判決有異議時，可以透過「上訴」或「抗告」的方式救濟。但基於法安定性和司法資源有限性的考量，救濟不可能毫無限制，所以，當判決確定後，即發生「既判力」的效果。「既判力」指的是，雙方當事人都不能夠再對同一個訴訟提起爭執。那麼，如果確定判決出錯了怎麼辦？為了使錯誤得以糾正，刑事訴訟程序設有特殊的救濟管道，即「非常上訴」與「再審」。
非常上訴，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判決確定後，發現案件的審判有違背法令的情形，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就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我國非常上訴採行書面審理原則（刑事訴訟法第444條），不經言詞辯論。
而關於證據調查部分，僅得以原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作為判決基礎，例外法院可以針對「非常上訴理由」，進行調查。例如：有無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刑事訴訟法第379條各款）、免訴事實之有無、對於確定之事實適用法律是否適當等。最高法院可以依據非常上訴有、無理由，分別為撤銷原判決違背法令的部分或駁回非常上訴。
撤銷原判決出現以下三種情形：
| 原判決違背法令 | 法院判決 | 效力 | |
| 原則 | 且對被告沒有不利 | 撤銷原判決違背法令的部分 | 撤銷效力「不及於」被告 |
| 例外 | 對被告不利者 | 撤銷原判決，就該案件另行判決 | 另行判決效力「及於」被告 |
| 危害被告審級利益（刑訴第447第2項） | 撤銷原判決，由原審法院依判決前的程序重新審判 | 更為審判結果「及於」被告 | |
關於另一個特殊救濟管道「再審」，可參考【法操小教室】再審與更審一文內的詳細介紹。以下為非常上訴與再審簡單的比較表格。
非常上訴 | 再審 | |
| 聲請權人 |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
|
| 聲請理由 | 原判決違背法令 | 新事實、新證據 原判決基礎有虛偽、誣告情形 |
| 審理對象 | 確定判決 | |
| 管轄法院 | 最高法院 | 原判決法院，例外第二審法院（刑訴第426條） |
| 聲請程式 | 非常上訴書敘明理由 | 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 |
| 管理程序 |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 再審裁定後，重新審判 |
本案特殊性1：絕對書面審理，檢察總長卻要求最高法院「開庭」
「非常上訴」制度並不像「再審」普遍存在於著名的法制國家中，像是德國、美國，都沒有非常上訴的制度。我國是繼受日本法，才有非常上訴的制度，而日本則是繼受法國法。非常上訴源自法國「為法律利益上訴」及「為公益目的上訴」的制度而來，其目的在於追求法律之正確與統一解釋，糾正違法判決，至於判決效力是否會及於被告，只是附隨效果。
既然立法的目的，是為了救濟法律適用錯誤的法律審，與事實認定無關，屬特別救濟程序，我國法將非常上訴定義為嚴格的法律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44條規定：「非常上訴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可以看見，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非常上訴採「絕對書面審理」，與第三審採「相對書面審理」不同。第三審雖然同樣是法律審，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89條但書規定，第三審法院審理若認為有必要，得命辯論。
而本次最高法院針對檢察總長的申請，例外開了「調查庭」，事實上，在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上並無此程序，最高法院認為，非常上訴的檢辯雙方，都是為了被告利益而上訴，法庭上沒有對立的雙方當事人，實際上並無爭論可言，不需開庭審理，並主張非常上訴在日本的立法例1也無須開庭。
法律雖沒有明文規定非常上訴程序到底可不可以開庭，但非常上訴程序，本來就可以就檢察官的非常上訴理由，進行調查，故「開調查庭」是有討論的空間的。
本案特殊性2：最高法院庭長聯席會議要求檢察總長親自蒞庭
依我國法律規定，最高法院檢察總長為非常上訴的「唯一」聲請人。因此，最高法院認為，既然法律給予最高法院檢察總長這樣的權限，那麼，現任檢察總長顏大和若對於確定判決，有不同的法律意見，並要求開庭，就應該要親自到庭說明。但檢察總長顏大和也以「檢察一體」作為理由，認為指定下級檢察官蒞庭即可，無須自己親自出庭。
那麼，到底什麼是「檢察一體」呢？檢察一體，根據法院組織法第63條及第64條規定，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執行職務，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監督。由於檢察官與法官不同，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執行刑事訴訟程序上所要執行的檢察事務，從偵查、起訴、到庭、上訴等。為了有效執行以上各種職務以及統一全國檢察官的追訴與裁量基準，維持法安定性及法平等性，才會發展出這樣上命下從的檢察一體制度。
簡單來說，對外，每一個檢察官都是代表我國的檢察體系，並非檢察官個人，因此，就檢察一體的角度來說，檢察總長指派下級檢察官出庭，是檢察總長的權力。但是，最高法院則主張，檢察一體僅具有「內部效力」，檢察總長只能命令其下級檢察官，其命令也僅對檢察官發生效力而言，對外並不適用。
據報導指出，政治大學法律系楊雲驊教授則表示，通常都是由偵查組檢察官起訴後，再由公訴檢察官蒞庭辯論，法律並沒有一明文要求總長一定要到庭，檢察總長是否蒞庭，或指派其他檢察官到庭，是檢察總長的權限。因此，檢察總長是有權力可以拒絕出庭的。
指揮下級去開庭，本來就是檢察總長的權限，於「理」上，檢察總長是完全站得住腳的。但於「情」上，檢察總長讓法院開了先例，卻不親上火線去面對這個「先例」所會碰到的問題，也仍有討論空間。而目前本案的審理仍在進行當中，《法操》也會繼續關注後續發展，一同了解司法史上的第一次會走向何方。
- 《法操》找到日本刑事訴訟法第456條關於非常上訴的規範「公判期日には、検察官は、申立書に基いて陳述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意思是「在審判期日，檢察官應依據聲請書進行陳述」故依照日本法來看，檢察官在非常上訴庭，仍須蒞庭，但日本刑事訴訟法並沒有與我國刑事訴訟法「非常上訴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的相應法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