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羈押來防逃？——是侵害人權還是確保勿縱？

法操 FOLLAW 21 Mar, 2017

司法院在2016年10月19日中午召開記者會，表示由於被告在審判期間逃亡的事件時有所聞，因此司法院擬修正刑事訴訟法，增訂羈押替代方案做為防逃機制，包括被告自備手機，由司法機關透過通訊軟體追蹤被告行蹤。

正如大家所知，羈押作為避免被告逃亡和證據滅失的手段，同時也是對被告人身自由最嚴重的剝奪。因此，如非必要，就不應該逕行對嫌疑人或被告處以羈押，更不可以為了處罰、報復，或純粹「討厭被告」而羈押。

但另一方面，確實如司法院在記者會所表示的，被告逃亡的事件也是時有所聞。更不乏被法院判處有罪的犯人，卻在入監執行以前就潛逃者，尤其是被控犯下經濟犯罪的被告。每一次讓被告成功逃亡，都是對台灣司法威信的一大打擊，更凸顯我國羈押法制可能已經出現大問題了。

過往我們對於羈押的討論，大多聚焦於如何避免國家濫用羈押。而《法操》將在本文中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探討我國的羈押和所謂「防逃」機制，究竟出現了那些漏洞、又應該可以往哪個方向補強。

羈押的替代手段仍有不足之處

我們不妨暫時跳出羈押，從「防逃」的宏觀格局來觀察，羈押毋寧是「最有效的防逃手段」。但當然，這個最有效的手段所付出的代價、所承擔的風險也最大，譬如對被告人身自由的完全剝奪，以及未來若被告獲判無罪的冤獄賠償風險等等。

因此在刑事訴訟法上，存在若干羈押的「替代方案」，具體而言，就是具保、責付和限制住居。具保就是一般大家所稱的「交保」，被告必須交出一筆保證金，若將來被告逃亡，保證金就沒收。所以原則上，法院或檢察官在讓被告交保時，都必須考量收取的保證金金額，數額是否真的足夠，會讓被告「捨不得」逃亡。至於責付，則是將被告交由特定人監督，由該特定人確保被告出庭。最後的限制住居，就是對被告的活動自由加以限制，最常見的就是我們常聽到的「限制出境」。

同時，刑事訴訟法第116-2條也規定，在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的情形，可以要求被告遵守特定事項，對被告的行動自由課予額外限制。包括：定期報到、不能危害或恐嚇特定人等等。但事實上，第116-2條所列舉的限制，仍然不太足夠，也不足以因應各種刑事被告的生活情況，有必要擴充。

因此，司法院擬修改第116-2條，增加對被告的限制，例如不得申請護照或旅行文件、不得處分特定財產等，確實有助於讓羈押替代手段發揮防止被告逃亡的功能。

手機定位、電子腳鐐，有效嗎？

司法院另外研擬中的，是利用手機搭配通訊軟體，監控被告的位置。誠然，以手機通訊軟體搭配GPS監控，有助於減低被告的逃亡可能，也可以節省警方人力監督被告去向的成本。但另一方面，以GPS定位24小時追蹤一個人的位置，也有侵害隱私與行動自由之虞。試想：如果有人隨時用GPS定位來追蹤你的手機，常理來說，大概就是大家最害怕的「恐怖情人」了吧！所以《法操》認為，被告在被定罪之前，仍然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保障，並不適宜採用GPS手機定位做為防逃的機制。

至於某些論者大力主張的電子腳鐐，雖然外國法上確實有使用的案例，但其實外國法下大多是為了監控「有再犯之虞」的被告，例如監控性犯罪者等等。電子腳鐐可能並不適合成為一般性的羈押替代方案，畢竟若要全面使用電子腳鐐，將所費不貲，且大幅提升檢警執法的成本。

被告有罪就該被羈押？

但應該注意的是，近年台灣幾起重大的刑事被告逃亡事件，大多是發生在被告被定罪之後、入監服刑之前。也就是被告在知道自己即將被關之後，利用被正式進監獄前的這段空窗期逃跑。

法務部所提倡的修法，便是針對這種類型的逃亡情形。強制要求被告到法院聆聽宣判結果¹，若被告被判處較重的刑罰，就當庭羈押，確保他不會潛逃。但根據本篇報導中司法院所言，法務部此「有罪羈押」方案，有侵害人權疑慮。

司法院所顧慮的，可能是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的無罪推定原則：「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也就是說，既然被告在判決三審定讞確定之前，都應該被當作無罪，那怎麼可以在一審、二審時就為了「確保未來能把人關起來」而羈押被告呢？

基本上，司法院的說法是有漏洞的。如果被告真的直到「判決確定」之前都被當作無罪，那一、二審是否就不可能下有罪判決了呢？事實上，綜觀世界各大法治國和國際人權公約對無罪推定原則的規範，都沒有「判決確定」的要件。也就是說，只要被告被判決有罪，就算案件還沒定讞，無罪推定原則的保障也會下降，將被告羈押的正當性和可能性也會愈高。因此，「有罪判決」確實可以作為將被告羈押、防止逃亡的正當理由，並沒有侵害無罪推定原則的疑慮。

司法院和法務部願意攜手檢討現行羈押法制，可謂台灣刑事法之幸。當然，各個防逃機制方案都可能有缺失，如何落實被告防逃、確保審判和刑罰的遂行，同時兼顧人權保障，更有賴審檢雙方和各界司法人士發揮智慧、集思廣益，研擬出適合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