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若侵害人權，應敦請總統直接發布緊急命令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於3月16日指出，行政院採納指揮中心的建議，決定高中以下的師生，到本學期上課日結束為止，將禁止出國。在此之前，新北市政府已發布命令，要求新北市公私立高中以下的所有師生，原則上一率不准出國，在6月底前有特例才會允許，引起各縣市政府跟風。
關於地方政府自行頒布禁令的適法性，即有法界學者表示，法律上縣市首長無權自行頒布「命令」禁止人民出國；沒想到中央竟然在短短不到24小時之內跟進，引起法律圈內相當多的討論。
禁止人民出國、違者公布姓名的法律疑義
對此，行政院提出的典型回應是，目前所有可能有疑慮的防疫措施，都有法源依據，就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然而，這樣的規定是否足以讓指揮中心禁止人民出國，違者公布姓名？
認為目前指揮中心所公布的措施有違憲疑慮的法律人們，多半認為特別條例第7條規定缺乏「授權明確性」，也有學者舉出釋字443號解釋為例，說明行政院以往曾發布徵兵規則，委由內政部訂定「役男出境辦法」，限制役男出境，就被大法官認定因缺乏法律授權依據而違憲。
事實上，釋字443可是香港「回歸」那年（1997）就已作出的解釋，也就是在上個世紀的時候，大法官就已經表態。更不用說，法律系學生對於本號解釋理由書所明文揭示的「層級化保留體系」，多半能朗朗上口：
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另有論者舉出當年（2003）因SARS導致和平醫院封院而做出的釋字690號解釋，說明大法官認為：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而且，大法官也是據此認定當年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所定「必要之處置」包含「強制隔離」在內，是合憲的。由此看來，對照現今指揮中心的作為，說不定大法官也可能會認為合憲？（法律圈內會說這叫做「合憲性解釋」）
對抗疫情，憲政法制也要超前部署
事實上，早已有學者、地方首長及在野黨領袖呼籲總統應發布緊急命令，賦予指揮中心行政命令直接的法源依據，筆者認為已經有此必要。姑不論歐盟、德法等世界大國均已由行政首長出面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3項之規定：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43條之限制。但須於發布命令後10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依照目前疫情嚴峻的程度（指揮中心都已經公布要鎖國了），應已符合上述憲法增修條文所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的要件，故總統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後，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而緊急命令的內容，即可於10日內直接受民意（立法院）檢驗，而於追認後取得民主正當性。
目前台灣在憲政法制上惟一一次的緊急命令，只有九二一大地震時，由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公布《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總統緊急命令》，或有論者認為避免引起民眾恐慌，不到最後關頭不要頒布緊急命令，且緊急命令讓行政機關取得過大的權力，有違民主原則云云。
然而，就現實面而言，指揮中心的權力有因為沒有緊急命令而被限制嗎？而且反對者似乎沒有發現，緊急命令上有須經民意追認（檢驗）的民主機制。現任總統是取得史上最高票民意的政治領袖，公布緊急命令的（暫時）民主正當性，不言可喻；而經由立法院追認後，更取得堅實的民意基礎。
指揮中心一直主張要「超前部署」，筆者敬表同意，同時也認為憲政法制上應該要「超前部署」：發布緊急命令，讓全國民意做指揮中心最堅強的後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