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模/《天邊殺朵雲》:面對科技,我們應該多謹慎猶豫?
我詛咒那高遠的抱負,心智往往以此欺瞞自身!
Cursed be the high ambition wherewith the mind itself deludes!——歌德,《浮士德》
在紀錄片《天邊殺朵雲》(How to Kill a Cloud, 2021)中,導演圖伊亞・哈爾圖南(Tuija Halttunen)引用歌德《浮士德》裡的這句話來為影片開場,點出了本片的核心:科學或科技的發想,常出自求知的初心或宏大的良善意圖,但現實中,往往面臨出乎意料、甚至是令人不安的發展;對科學家本人及科學社群而言,研究動機或許單純,然而作為在社會中運作的活動,當其影響與涵蓋層面愈深廣,也愈易招致外部力量如國家或企業的關注,以提供資金為名介入。看似單純的研究計畫,因而實際上變得錯綜複雜。
影片中的主人翁,芬蘭女氣象學家漢奈兒・柯霍南(Hannele Korhonen)遇到的便是這樣的處境。研究人工降雨(cloud seeding)的她,一直希望在這領域能進一步發展。1940年代首度在美國出現的人工降雨研究,在八、九〇年代間曾歷經長期低谷,直到近年因全球對水資源議題的關注而又重新燃起,因此,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這幾年開始大力發展人工增雨科學研究計畫(UAE Research Program for Rain Enhancement Science),她毫不猶豫地提出申請,並獲得高達150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這雄心萬丈、嘗試在沙漠中增加降雨的計畫,初期讓柯霍南雀躍萬分。只是,隨三年計畫的進展當中,她與經費贊助方之間,對這研究隱而未顯的期待落差,也愈加明顯。作為科學家的她,希望基於嚴謹基礎測量得出的科學事實,來判斷沙漠中人工降雨的可能性;然而阿聯政府卻希望能儘快完成軟體模擬,以導入AI人工智慧及大數據操作,發展出調控氣候的工具。這樣的分歧讓她開始自問,是否偏離當初申請計畫所抱持的初衷。《天邊殺朵雲》對柯霍南的貼身記錄,多次透過捕捉她面容的反應,傳達出科學家本人在此事上的道德困惑,以及最終深沉的失落感。
科研社交場合的政治
不像常見的科學相關主題紀錄片有著大量的專業知識說明,《天邊殺朵雲》除了必要的解釋外,耗費更多篇幅呈現的,是關於科學研究中的政治如何運作。從最初申請計畫的簡報、相關機構審查,到交流往來的研討會跟論壇。我們都看到柯霍南在這些場合中,試圖盡力扮演一個既是專業、又同時也是親切與健談的形象(儘管內向的她經常感到不自在);她要打交道的,除了圈內的同儕外,亦有政府官員、媒體甚至外交人員。在這些社交場合中展演好自己,聯繫潛在人脈與資源,是不言而喻的潛規則,同時每人各有自己的心思。例如影片中,芬蘭外交人員在與柯霍南的閒談裡,提及像這樣國際合作的大型研究計畫,有助向來以教育品質著稱的芬蘭,進一步在創新領域中獲得國際聲望,便是一個與科研本身無關,但同時也在這場域中運作的想法。
而作為出資方的阿聯政府,亦藉著各項活動的細節,表現國力和銳意創新的姿態。除卻精心設計的會場和鼓動人心的宣傳廣告不說,柯霍南還被安排住進豪華的五星旅館,附帶豐盛的晚宴和雞尾酒會。同時,阿聯政府在計畫初期展現不干預的寬容態度,並指派女性擔當計畫主持人。這些舉措固然打造出阿聯驚人財力跟開明、求才若渴的形象,也在這些籠絡人心的安排裡,隱約增加其說話與主導的份量。
這種介入影響的方式是很細緻的。作為一個科學家重視的,除了科學本身探索求知的自由環境外,無非也包含個人建立在專業上的聲望及獲得的尊重。明目張膽的干預,往往會換來科學界的反彈。因此,如何有效地引導研究往自己所欲的方向前進,又能讓旗下科學家覺得擁有研究的自主性,便需要倚賴精細的調控手法打動其心。儘管影片中的柯霍南愈到後期愈感受到雙方目標上的歧異,並產生道德上的反省,但我們同時也看見她的其他科學同儕,顯然在其中如魚得水,並不覺得發展操控氣候的技術,有什麼道德上的顧慮。畢竟,在他們的想像中,除了這並不與他們自身的研究興趣衝突之外,也同時能解決地球面臨的問題,對於全人類有益,不是嗎?
就是在這「全人類」的指稱下,掩蓋許多需要謹慎考量的部分。
技術可能導致的不公義
在片中的某個時刻,旁白的畫外音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對於飄經領土上的雲朵,我們可以聲稱擁有它嗎?」若說雲的循環生滅,需以全球尺度來衡量,那麼國界,以及聲稱擁有領土(及其上一切事物)的國家主權,在這當中又是怎樣的存在?當科技進展的影響,可輕易跨越國界來去自如,我們是否有發展出可與之對應的全球治理機制?
這些問題儘管艱難,卻是現今深受科技滲透甚深的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難題。當影響國計民生的決定性技術,被少數政府或企業實體所掌控,不僅加劇權力的分配不均,危及民主體制,更有可能突顯出原本各國間的科技落差,增加地緣衝突的可能。從這點來看,科技的寡頭壟斷,無法惠及普羅大眾,反倒易於造成科技、資本、公權力的合流,形成新的特權和壓迫不公。因此,在科技本身能完成的,與科技在什麼情境下被運用才能普惠世人之間,始終存有一道深刻的鴻溝。科學家本身或許只專注於前者,然而後者,卻仍須外於科學的其他社會領域(如法規、管理協調的制度組織)作出相應的改變,才有可能真正達成。
同時,嘗試發展如改造氣候這類的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技術,是否會重新點燃一波新的科技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特別是,目前關於氣象的研究尚有許多待解之謎,急於用科技去改變自然,是否會在解決當下難關後,在未來引發無法解決的問題?若我們抱持著對科技天真素樸的樂觀心態行事,無法意識到科技的力量對人類社會而言,始終是雙面刃的存在,就像影片最後題獻時提及的,未來的世代將得承擔我們所作決定的後果。難道我們會希望他們生活在一個被科技所害、甚至是奴役的世界?《天邊殺朵雲》所持的謹慎論調,也是為了警惕這份對科技過度崇拜的執迷吧。
延伸閱讀
書單
- 《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陳榮泰、伍啟鴻譯。群學出版,2019。
- 《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麥可.西爾吉克(Michael Hiltzik),林俊宏譯。左岸文化出版,2021。
片單
- 《蘇維埃的花園》(The Soviet Garden, 2019)導演:德拉戈斯・圖雷亞(Dragos Turea)
- 文:林忠模,文字雜工一枚。曾任職 NGO 組織、研究助理、影音平台編輯。近期關注興趣為東歐與拉美地區的紀錄片。
-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FB|IG|Web|序號索取|小冊下載|專刊下載
- 線上影展:10.22~10.31|聚落放映:10.15~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