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樣看待科學研究倫理，夠倫理嗎？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台大研究倫理爭議，引起許多學界朋友的關注。楊泮池校長有沒有造假？說實在的，我不知道。

許多嚴正針砭此事的人，多持類似「當事人不能好處享盡，卻把錯誤都歸給學生」或「既然掛名，就應該有能力檢驗這篇論文的真偽。這是基本常識，也是基本倫理」的論調。不能否認，如此不畏強權、為弱勢發聲的論述，有許多道德及情緒上的正當性。只是這個氛圍讓人感覺好像只要讓台大校長立即滾下台，就可以馬上為現下許多高教亂象找到情緒的出口，包括對於大學評鑑制度的崩壞、學術研究功利化、瘋狂追逐大學排名……等龐大結構問題的不滿。但是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如此快速與篤定地就認定這是個「蓄意造假」的事件？這個真相的認定，真的是這麼基本的常識與倫理嗎？（延伸：大學生存之道：「研究精算師」還是「教學傳教士」？）

從二十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型態就已逐漸地從「小科學」演變成「大科學」，也就是從科學家「個人」為單位演變成科學「團隊」為單位的研究型態，強調跨領域的合作越來越普遍。以全世界單一篇研究論文的掛名作者數量排行為例，最多掛名的第三名是2001年人類基因體定序結果在《自然》雜誌（nature）上的發表，此篇論文共有2883位共同掛名的作者；第二名是2012年在《物理快報》（Physics letters）上有關發現希格斯粒子的研究報告，共有2933位共同作者；榮登第一名的則是2015年針對希格斯粒子所進行更精確測量的研究報告，刊登在《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的這篇文章共有5154位共同作者。在這一篇共33頁的文章中，只有9頁是在說研究內容，其它24頁則是交代這一長串的作者名字及服務單位。這樣的現象如果只是簡化地認定是一種學界的「掛名陋習」，恐怕沒有反映出事情的全貌，因為這牽涉到知識生產方法上的本質性差別，並非只是理工或社會人文「習慣」上的不同。

以最多人掛名的這篇文章為例，對於這種大型實驗物理的貢獻者，可能從最上游的實驗概念發想者到最下游某個電子裝置的工程師都做出了自己在專業上最大的貢獻，因此被列名。但是我很懷疑這5154位作者中，是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判斷文章裡面某一個圖表上的數據是不是造假？如果一個研究具有足夠的開創性，跨領域的級距就可能很大，彼此不完全瞭解彼此的狀況就很難避免，因為如果合作不是為了截長補短以彌補各自觀點及能力上的不足，那為何要合作？何不乾脆全部都自己來，榮耀全部歸自己，也省得麻煩。因此在這種「大科學」的合作過程中，「信任」原本就是一個重要的基礎與前提，只是信任當然無法完全保證研究的正確無誤，也當然伴隨著同儕蓄意造假的風險。

所以在台大的這個案例中，理應「犯意」應該要是一個重要的考量依據，不論是強權教授或是弱勢學生，如果有明確的「犯意」理應都要接受同等嚴厲的討伐，因為在科學面前的不忠貞是不分等級的。但是從這個事件中，要判斷有沒有「犯意」，除了幾個當事人之外，多數局外人從表面上根本看不出這個研究的跨領域級距有多大、合作的細節為何、分工的過程為何，這樣又如何能驟下斷語呢？如果研究者有意便宜行事、造假、浮濫掛名，經由細部的調查來還原真相，之後再給予最嚴厲的懲罰不遲，這麼急公好義地趕著未審先判，又是所為何來？

2006年韓國科學家黃禹錫在複製科技上的造假案，從舉發到確認造假事實，首爾大學經過了兩個月的調查，黃禹錫也在結果確定後很快地從雲端掉到凡間。2014年日本研究員小保方晴子震驚科學界的STAP細胞造假案，日本理化學研究所也是經過約1個半月的調查才確認真相，後續更因當事人不服而續開第二階段的外部專家調查。

重要的是，韓國在2014年還將黃禹錫這樣的「國恥故事」改編成電影，把當年事件的始末透過講故事的方式在大螢幕上一次說清楚，一方面讓民眾了解科學家在這種強大民意下的心理處境，另一方面也讓年輕的科學家有所警惕。相對地，台灣過去發生過交大的神研究事件，陳震遠虛擬帳號造假事件，隨著這些當事人被「處理乾淨」後，我們還關心事件後續的發展嗎？甚至柯P當年在選舉前被人指控強摘器官的醫學倫理爭議，現在還有人記得嗎？大家還感興趣嗎？遇到這種事，我們的社會民情一向習慣要火速找個人「負責」，這種獵巫的方式往往是事情過了鋒頭，就不再沈澱、細究、記取。

隨著科技的急速演進，分工細密且龐雜，科技倫理的內涵也在不斷的改變，所以它的道德判準需要被論辯、被澄清、被細緻的討論，而不是僅在遂行一種簡化的古典士大夫道德規準。我不知道楊泮池校長有沒有倫理，但我支持我們應該更倫理地看待他的倫理或不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