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罷工鬥爭中實踐民主——華航空服員工會罷工的四點隨想

台灣首次航空產業24日的罷工行動成功地使華航公司宣布當日班機全數停飛，引發國人熱議。在過去數年，台灣不是沒有罷工行動，但牽涉的範圍皆未嚴重侵害到消費者的利益而難以獲得社會重視，這一次，不一樣，好吧，也許網路宅重視的「顏值」與當中無可自拔情慾流動是這一場罷工中不能迴避的性別論域，但筆者要強調的是，作為一場罷工，華航空服員所欲凸顯的是過勞與勞動條件問題，而這一個問題如同期在罷工宣言中所指出的：「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願意成為這場戰爭中勞方的先鋒，告訴資本家，告訴國家，台灣必須告別長工時的過勞時代。」強大的罷工正當性，不僅得到時代力量與部分民進黨中央民代、市長的支持，蔡英文總統於24日上午出訪巴拿馬前在華航專機上發表談話中直言「你們關切你們同仁在台灣所做的努力，要爭取其權益和尊嚴」、「不會讓你們感到孤單」。

如同許多評論者會提出的疑問，為何在這半年間罷工事件突然間多了起來？而且在地裡範圍上幾乎皆集中在桃園？這只會是「一場」罷工行動嗎？還是，這一場罷工行動將在未來引發更多的產業行動（industrial action）？台灣新一波工會運動的時代來臨了嗎？筆者以下將從國內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以及行動者的能動性四個角度切入這一場罷工事件，試著說明以上的問題。

▎對勞工有利的的政治環境

寬鬆的政治環境確實有利於產業行動，台灣解嚴後的歷史最能夠說明這個狀況。台灣在1987年解嚴之前，確實因為環境、婦權等議題而激盪了某些社會漣漪，當中亦不乏像是「鹿港反杜邦」之類較大型的群眾運動。但一直到1987年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之後，台灣在經濟成長下茁壯的社會力，以及對社會不正義問題的情緒累積終於找到宣洩的破口；換言之，一個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能夠有助於抗爭行動的風起，其主要原因，簡單的說，抗議的成本降低了，抗爭者不會因為發動、參與抗議而被送去綠島、泰源「進修」。

類似的狀況也在其它國家發生。像是在美國在1929年大蕭條之後，產業界一片哀鴻遍野，勞工失業率急速上升，且當時羅斯福總統（FDR）所欲採取的政策是透過企業主的手解決經濟危機，從價格管制到企業合併不一而足，但也因為資本家不願意合作，使得羅斯福與資本家的聯盟無法組成，但在1933年之後情況出現轉折，為了挽救持續跌宕的經濟，羅斯福開始轉移聯盟對象到勞工身上，希望透過勞工購買力的提昇，也就是需求面管理的方式刺激經濟景氣，這也是吾人所熟知到「新政」，做為「新政」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產業復興法》（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於1933年通過之後，美國勞工終於首次獲得合法加入工會的權利，1935年通過俗稱華格納法案的《全國勞資關係法》（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確定私營企業勞工組織工會、進行集體談判以及罷工的權利。可以想像，在1930年代中期美國在經濟不景氣的階段迎接最猛烈的罷工潮，而在罷工潮退潮之後，更戰鬥性的罷工與產業行為取而代之。

在台灣，解嚴之後寬鬆的政治環境確實有助於產業行動，但是在台灣，產業行動，無論是罷工、怠工甚至搗毀工廠的行動，發生的次數相當之低，主要是因為能夠行使罷工權、集體談判權的單位是在工會手上。一旦工會怠惰、或組織實力未滿時，是比較不可能發展出推動產業行動的意願。

此外，民進黨在2016年5月的重新執政確實具有一個對勞工運動較為友善的可能性，這不是說民進黨對勞工必然友善，而是民進黨這一次輕鬆上台其實得益於自2013年以來台灣公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再加上時力這個「友黨」積極開拓地盤的選票壓力下，使民進黨政府在政治理性上必須有效回應工會運動的訴求。換言之，2016與2000年的政治環境已經大大有別，2000年的時空環境下阿扁不僅是少數總統，同時國內藍綠／國族身份認同政治仍是主要的社會分歧，到2016年，蔡英文是「一致政府」下的總統，同時國族身份認同政治在島內已有初步共識，這直接提昇經社領域議題在社會中的能見度。

▎還不算太壞的經濟景況

經濟環境是影響產業行動相當重要的一塊。一般人常會認為在經濟狀況不佳的狀況下比較容易出現產業行動，但在是事實上並不然。原因在於，在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勞動者基於個體「保飯碗」的經濟理性使然，降低了進行產業行動的動機；相反，在經濟較為景氣的階段，勞動者一方面較不擔憂工作無著的問題，相形之下增加參與產業行動的意願。

台灣當前的經濟狀況還尚稱平順，在2013年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為1.47%，但在2013年第四季到2015年第一季維持在3.31%-4.26%之間，即便之後的經濟成長率急速下降到「保一」邊緣，但吾人從孫窮理〈前仆後繼 篳路藍縷 鳥瞰台灣30年罷工史〉這一篇對近一年台灣罷工相關事件的整理發現，光是從2015年四月到2016年的華航空服員罷工中，短短的14個月之間台灣就發生了八起罷工相關事件，當中發動罷工成功的共有三件。而近半年來華航勞資關係長期盤據新聞版面，無論是惡意解雇維護工會的幹部、還是空服員與機師工會揚言罷工，不諱言，華航資方所作所為所營造出強大的「相對剝奪感」對這一波產業行動發揮了推波助瀾之效。

「相對剝奪感」一直是解釋社會運動甚至政治革命運動時重要的觀念。在華航空服員工會罷工的案例中，吾人同樣需要觀察「相對剝奪感」在這促進抗爭行動中所起的效用。

早在2015年初，媒體即已披露華航在2013年稅後虧損12.74億元，但董監事每年酬金卻增加30餘萬的不名譽事件，更令人齒冷的是與華航員工在同年的年終獎金僅有2萬元。華航董監事「犧牲於你，享受在我」的心態暴露無遺，員工能不感受到相對剝奪感？果不其然，桃園機師工會率先發難發動罷工投票通過，得到華航資方保障年度休假116天的承諾；同年11月，華航企業工會三分會改組為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就在今年5月5日，華航以簡訊方式逕自宣佈空服員工作報到地點由台北改為桃園，並要求空服員簽署《勞基法》84-1條責任制的約定書，一只簡訊就砍掉了華航空服員每天80分鐘的工資。工時大增加薪水卻不漲，華航資方火上加油，直接增添空服員不滿的薪柴。

簡單地說，經濟景況並不能解釋一切，否則，馬英九總統執政期間，經濟各項數據表現更好，但產業行動其實並不多。但是當「相對剝奪感」出現後，吾人看見的是結合國族身份認同論述的太陽花運動，輕易擊退朱立倫的蔡英文，以及今天與台灣整體勞動條件相綁在一塊兒的華航空服員罷工。

▎工會組織者的能動性與制度環境

桃園是一個特殊的地方。作為大台北地區的衛星都市，桃園的機能性一向相當強，他不僅擁有農地，還有為數不少的工業區，以及全台最重要的機場，當年北台灣重要的水庫，還有中科院與陸總部兩大軍事基地。桃園市除了因為製造業產業結構比重迅速上升之外，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接踵而至。中壢地區選出的王浩宇是台灣綠黨在1996年由雲林地區的高孟定當選國代之後至今唯一的一位綠黨民代，另一方面，桃園縣本身的工會活動亦不惶多讓，像是1990年代的機場聯誼會、以及福昌、聯福工會臥軌抗爭都在桃園，但桃園縣產業總工會卻直到2006年才成立，距離於1994年成立的第一個縣市級產總——北縣產業——足足遲到了13年之久。

雖說晚到，但桃縣產總成立之初即積蓄了不少工會運作的能量，期間雖不乏內部鬥爭，但無可諱言的是桃產總比較能夠重現台灣在1990年代初期的工人運動組織型態。那種把基層工會經營與拓展基層工會組織率當作最重要工會事務的組織型態中，著重的是工會組織者、工會幹部的教育與訓練以及夥伴關係的建立，這與其它工會中幹部獨大的狀態完全兩樣，是工會組織者以及工會幹部較為平等的結合。與其他縣市總工會系統相比較，桃產總在這幾年間不僅培養出最多第一線組織工作者，同時，其所展現的運動能量亦為人所不及。無論在國道收費員抗爭及全國關場工人連線、爭取勞工七天假期等運動都可以看到後改名為桃市產總的身影。

從陳品存與孫窮理整理的表中吾人不難發現，在過去14個月當中成功發動罷工的工會，包括華潔洗滌工會、合正科技工會以及現在罷工中的空服員工會都是桃產總進行組織工作的基層工會。尤其需要加重說明的是，空服員工會自訂的的罷工門檻超高，需要會員七成同意票始能進行罷工，較之於《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1項規定過半同意的門檻高出甚多，這不僅顯示出工會對罷工行為的高度自律，同時也顯現出基層工會組織者對組織工作流露的自信。

最後，這一次的空服員罷工也突出了《工會法》於2011年修改之後基層工會組織的變遷。在過去，場廠、企業工會組織只能有一家，獨佔性的經營往往造成嚴重的腐化，不少工會幹部往往藉著訊息的壟斷、相關規定的熟稔以及與企業的友好默契壟斷勞資事務。《工會法》修改的目的之一在於建立以結社自由精神為核心的複數工會體制，而不是過去以國家統合主義綱領下的「強制入會」。

也因此，過去的如歐洲中古時期的封建堡壘的基層工會出現鬆動的可能性，因此在當時成為工會界爭議的焦點，幸好，工會法修正條文還是通過了，也使這一次空服員罷工成為可能。你很難想像，如果還是過去的三分會時期，華航空服員要如何才能夠克服其它分會的質疑，以及掌握華航企業工會機器的保守勢力行使罷工權？但是複數工會體制使這一切出現了可能性，複數工會體制本意不是如工會既得利益者所言分散勞工力量之舉，而是在自由競爭會員的前提下，給會員更多工會選擇的自由與空間，使工會官僚能夠知所警惕，難以繼續隻手遮天。

▎從罷工鬥爭中實踐民主

本文欲說明的是，罷工行動需要諸多條件的配合，寬鬆的政治環境與還不算差的經濟景況最多有助於集體行動的產生，但若無2011年《工會法》修改的制度條件配合下，沈寂已久的台灣工會運動將很有可能窒息在缺乏自由選擇性的工會環境下；最後，事在人為，桃園當前工會運動發展的重鎮，桃產總近些年來堅實的基層組織工作帶動了桃園地區的工會運動，透過一場又一場的產業行動取得階段性的鬥爭成果，這也是近半年來的罷工行動大都出現在桃園，而非其它地區的主要原因。

台灣的社會環境經過2014年之後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在公民意識的勃發之下，民眾對罷工行為有了更多同情性甚至同理性的理解，而不再視之為「洪水猛獸」，當突飛猛進的生產力無法帶動勞動條件提昇時，勞工也只能自己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的勞動條件，而勞工運動一直是自由主義理論中民主社會能否建成的基石之一，因為工業化下勞資雙方都能夠從鬥爭中學習協商與共處的藝術，利益的表達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妥協、折衝就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常態，在鬥爭中實踐民主，方為台灣之所以為東亞民主櫥窗的奧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