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好走，望你早歸？——吳茂昆請辭與團結台灣的政治隨想

提到不死鳥郭泓志，相信許多讀者不論是不是球迷都多少聽聞郭泓志「佈局投手」之威名——以「左投剋左打」的優勢、只投一個人次達成「階段性任務」後就下場換人接手。但球場上的佈局策略放在內閣閣員身上，恐怕就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了。

——很不幸的，只上任41天就宣布辭職的教育部長、前東華大學校長吳茂昆，就立下了這個「左投剋左打」的一人次對決「典範」。無論你是否同意，未來十年內，如果你還記得有吳茂昆這一號人物存在的話，恐怕也只能回憶「拔管」這一項政績了。

態度輕佻的蔡政府

孰令為之？是誰成就了吳茂昆成為中華民國行憲之後史上最短任期的教育部長？說是賴院長「識人不明」嗎？也許是。或許，吾人可以更大膽地假設一下，是否層峰早已知道吳茂昆院士過去曾經以國科會主委身份未經報准即赴中國杭州參加國際會議，因此遂行一人次投球實戰，打定主意以一個吳茂昆，來換取一個「拔管」出局數？

尤其是管案延燒數月有餘，行政部門又豈會不清楚哪裡是可能的雷區？任用一個即將引爆的地雷當作玉石共焚的教育部長，並將矛頭指向在野黨不理性的「黨同伐異」以及吳茂昆部長不及格的抗壓性，最多再加上賴院長「識人不明」，這招數如同1980年代底特律活塞隊當家中鋒「壞孩子」William Laimbeer爭搶籃板球——也真夠骯髒的了。

置國家名器與視政務為兒戲之舉，態度輕佻之餘，又如何能夠說服民眾在兩岸關係劍拔弩張之際，民進黨政府能夠帶領台灣在解放軍轟六繞台如「行灶腳」般間平穩度過？

確實，北京對台已經不是如過去軟硬兼施，而是下手力度越來越強，硬度越來越硬，從多明尼加到布吉納法索的「一中承認轉換」（台稱「斷交」），蔡英文總統表示面對中國「要有一個團結的台灣」，此言非虛，更應慎重其事。但是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嘴裡喊團結，卻是在國內找敵人，拿自由民主精神為骨幹的台灣價值當墊背、充靠山，這就不能不加以警覺了。

一路好走，望你早歸？

像是處理高中生赴中讀大學的方式就相當令人不解。簡單地說，這件事可以兩個維度進行觀察。第一，台籍優秀高中生被中國磁吸過去，其所反映的問題與台灣總體競爭力衰退有關，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國際化程度遠落後新、港與天朝強國是不爭的事實，以致於國內少子化對高教造成「貨源短缺」的強大震盪波，陸生名額遭北京當局收束，迫使不少大學院校面臨退出市場之命運。而這樣的惡果，則是過去台灣教育產業不司進取，以及長年來為政者缺乏長遠規劃下的必然結果。

其二，居住、就業、就學的自由為憲法保障的自由權利，意圖限制這些權利者都是開放社會的敵人。吾人固然需要對中共在台佈建之組織以及其統戰伎倆嚴加防範以及找出對應之舉，但實在毋須落井下石。像是前台聯不分區立委周倪安就為文奉勸赴中台生「一路好走，並望他早歸」，這等恫嚇自家民眾的口吻與過去國民黨政府在1980年代所炮製的「三合一敵人」的心態又有什麼差別呢？

切莫忘記，只要赴中台生一日擁有中華民國身份證，他就是台北必須想方設法保障其權利與自由不受侵犯的台灣人民，這等道理，短視政客也許樂在鬥爭而無暇他顧，但胸懷團結台灣志業者，又豈可不察其中不斷「找內賊以鞏固統治權力」的非團結化因子？

更甚者，如將赴中國就學者視為「投敵」，那麼從科技教夫、近日宣布退休的張忠謀爺爺以降，所有赴中國投資的台商，都應以通敵罪名即刻提起公訴！部分綠營人士只挑台灣高中生等無力者下手，卻對實質「資匪」的台灣資本家兩手一攤莫可奈何，這不是階級歧視什麼才是階級歧視？

充滿階級歧視的社會裡，說什麼團結國人只會被人當成瘋言亂語，除非，在這個國家裏頭有足夠的社會對話以及隨之而來的協商，加上之後的制度化，方有建立一個避免分裂傾向的政治共同體的可能性。

兩次世界大戰中的瑞典就是當中的著例。在地主／農民與工人階級處於高度對峙與鬥爭狀態的1930年代，靠著奶牛協定（Cow Trade）分配了地主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經濟利益，並促成了一直持續至今的瑞典社會福利國家的制度架構，締造了瑞典國族的基礎；畢竟在高度不平等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是相當淡薄的，這完全不利於經濟發展。

台灣國族主義大放送要來了

回到台灣，由於當前社會階級在主流政治中缺乏構成政治分歧的能量，加上台灣個人主義發展觀念極度盛行，使得解嚴之後所謂的工人階級參政直到今天都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在受雇者政治力量缺位的前提下，也無怪乎行政院賴清德院長在《勞基法》修訂中繼續在蔡總統心中最軟的那一塊上軟土深掘。或許，經濟困頓時期反而更能激發國族主義意識，而台灣國族主義動員是民進黨重要的催票因子。

社會心理學研究在這方面的研究收穫頗豐，Moses Shayo提出一種「國族主義情緒的經濟理論」，認為在經濟不平等狀況惡化的國家，其經濟弱勢者愈來愈不願意認同自己的社會階級。因為該社會階級的經濟情況已經惡化成為一種負面標記，而人不樂意見到自己所屬群體地位的惡化，因此，社會經濟的下層階級會更樂意去認同國族另一個更大的群體。

此外，Frederik Solt則是從「注意力移轉假設」（diversionary hypothesis）來探討社會不平等與民族主義情緒之間的關係。他的研究指出，在經濟不平等的情況下，政治菁英傾向於採取國族主義的訴求，加以團結物質利益互異的民眾。

因此，吾人能夠「理性地」預測，2018下半年起到2020年初總統大選結束這段期間，台灣將重新走過2003-2004年的那段台灣國族主義強力放送的日子。這當是強化台灣意識，肯定台灣價值的神聖時刻。但若以「管」窺豹，吾人也就不免擔憂，在一個高中生都能夠成為政治獵巫對象的政治環境中，台灣當權派是否會更急切地以國安為名進行新一波的整肅行動？而誰又將會是這一波整肅行動中的對象？

過去曾經或未來準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進行交流活動者，是否都會被冠以「不愛台灣」、「一路好走」的罵名？這無疑是兩蔣反共基調下冷戰前線要塞國家的還魂，人為地點燃了台灣社會的不信任火種，嚷嚷著團結卻卻實實在在地反團結。

還希望廟堂諸位大員，省些心對付島內刁民，把心力放在如何面對與因應對台灣越來越不友善的國際環境以及謀我日亟的中國政權，甚至，對台灣食人族房地產業開開刀，都可大收「團結台灣」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