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溝頂徹夜未眠——從高雄頻發的抗爭事件看地方治理危機
旗山是高雄旗美地區九鄉鎮的門戶,肩負山區農產品出口集散的交通要地,也是九鄉鎮居民生活採購的重心。位居屏東、高雄與台南三縣農業運輸往來的交通樞紐,在日本殖民時代即設有旗山糖廠,並以糖業鐵路運輸貨客。
1954年,由當時高雄縣政府核准、居民出資建設「太平商場」,由於該址建於二號排水溝之上因而有了「大溝頂」的別稱,販售各類進口電器等舶來品,並有訂製西服、採購婚嫁的繁榮商業街,成為見證旗山蕉城風華時期的老街道。
大溝頂老居民回憶,太平商場恰好就夾在仙堂戲院以及旗山戲院的中間廊道上,在電影院風靡的年代,每到周末看完午夜場電影的人群南來北往,木屐聲「喀啦喀啦喀啦……」吵得人簡直無法睡覺。
然而在今年7月18日晚上,旗山大溝頂的居民再度徹夜未眠,起因於高雄市政府以一只公文通知旗山大溝頂居民需在7月18日前自行撤離,隔日,市府將強制拆遷。自救會與數百名聲援民眾築起防禦工事,利用大卡車與怪手堵住聚落所在永安街的前後通道,再用小客車塞入唯一的巷弄,來自南北二路的聲援者則以音樂會以及演講聲援反迫遷活動。
2015年起高市府以治水為由,計畫拆除大溝頂三十三戶木造房屋,市府的規劃卻遭到自救會,以及在地社團「尊懷文教基金會」駁斥,反對團體指出市府從未尊重居民合法的居住權益,更無視老街的文化歷史資產。
從旗山大林爐渣案爐渣違法傾倒事件、馬頭山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案、高屏大湖開發案與美濃農民反對深水井抗爭事件,這些頻頻在農村爆發的抗爭令我困惑。
本文要問:縣市合併六年了,高雄鄉村地區卻頻頻爆發民眾自力救濟的抗爭事件,台灣地方治理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縣市合併,加劇城鄉矛盾
高雄市原是個以重工業為核心經濟的重要都會,而高雄縣則是個以農業為主、文化觀光為輔的農業大縣,在治理與資源分配上的優先序位各有不同。
來自工業都會的大型資本,為了進一步發展擴大產能,開始進入鄉村、掠奪所需要的資源,例如水與土地。而工業都會各種不想要的東西,例如爐渣與其他工業廢棄物,則透過非法、或是合法掩護非法的方式運到鄉村掩埋。換句話說,工業都會區不要的廢棄物,則由鄉村地區居民來共同承受,這些我們都不陌生。
這種不對等的交換,是為了振興疲弱的都會經濟,遂以對弱勢地區進行資源掠奪、污染排放為手段,或以文明發展、或以治水防洪為名,資本家以城市、鄉村為展演的空間,上演新一輪的資源劃分與支配戲碼。
過去由於高雄縣與高雄市分而治之,各種開發案的審核權責分散,使政治未能有效干預程序,因此兩縣市的資源再分配機制並不容易得以集中化與特許化。。
在旗山大溝頂的拆遷爭議中,高雄市府的說帖說,大溝頂拆除的必要性除了治水的需求,另一個隱而未顯的視角則是,重新開放河堤景觀將可美化旗山市鎮,並提高旗山街區的景觀價值。
追逐城市景觀的仕紳化過程,則是抹除了既有社區紋理、歷史文化與生活節奏,將原本的社區居民驅逐,則是建商開發競逐土地的前奏。不客氣的說,粗暴的迫遷行動以城市美學的理想宣稱加以包裝,僅是為地產開發商擦脂抹粉罷了!。
擺在眼前,大溝頂保存最濃厚的傳統市街文化,正是貨真價實的理想老街形象,市政府卻將其視為窳陋街巷。對照一街之隔的中山老街,老店紛紛讓位於外來的觀光小吃業者,所謂的「旗山老街」無異於台灣各地的「夜市」觀光商圈,令在地人聞之也卻步。
▎全球化城市競爭揭開城鄉競逐資源的序幕
縣市合併,其實是一種全球化底下,由國家與國家的對抗,變成城市與城市競爭的適應過程。實際上,高雄的競爭對象不只是台北、台中,實際上包括了上海、深圳、釜山等隨時可以取代高雄的城市。
自縣市合併後,都會政權所欲加速發展的目標,在自由貿易與地產開發熱潮下,產經單位不斷調高石化工業與水、土地的需求,等於升高鄉村地區資源釋出的壓力。
被視為發展落後、地廣人稀的農村地區,成為城市整合(交換、重新分配)的籌碼,由大型都會兼併其他郊區、衛星市鎮與鄰近鄉村帶,藉由更大的土地與資源提供都會資本發展,以解決城市的經濟停滯與財政萎縮的問題。
取消鄉鎮一級的自治,區公所人員為市政府派來的九職等公務員,地方社團也感覺到區長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倡議,也不再像是過去民選首長那樣積極。
取而代是熱衷於地產遊戲的建設工程,以至於城鄉交界處充斥著虛幻的未來廣告看板。工業都會要對農村掠奪,經常會代入各種虛幻的意識形態——解決老舊市鎮壅擠雜亂的街景只是一種文化傲慢的說詞。
更嚴重的問題是製造「經濟發展下的犧牲體系」。放任空氣污染繼續蔓延,石化工業不減反而大規模擴充產能,不斷以「民生用水不足」要脅都會,並施壓農村地區的河流、地下水、灌溉用水提供給工業肆意取用。
工業用最純淨的水,但卻是來自居民視為與土地同樣重要的地下水源,位居屏北平原沖積扇頭的美濃南隆地區擁有豐沛的地下水資源,然而連年來地下水位則逐漸下降,鑿井一再加深,抽水馬達一樣燒掉,已經造成農民恐慌,終於在去年爆發農民包圍自來水公司深水井開鑿的事件。
過去縣市分離,工業都會的資本或衝擊環境的開發案,若要通過行政程序審核必須跨越縣市,然而縣市合併以後,開發案要進入鄉村地區的道路似乎也是截彎取直了。
▎鄉紳社會被樁腳取代的治理危機
大量的鄉村仕紳階層在現代化進程中瓦解。過去的鄉村社會是由威權政體深入基層的黨、婦女、軍公教組織,形成新的中堅階層嚴密控制,藉由派系運作與競爭形成穩定而封閉的體系。
民主化之後,台灣的地方社會正在形成另外一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由於頻繁的首長、民意代表選舉,綿密的選舉動員網絡在鄉村形成新的治理文化,特別是鄉村地區的選舉,幾乎變成樁腳系統運作的對決。
過去綠營長期執政的地區減少、或逐步淡化過去國民黨威權時期的裙帶關係,然而現今卻讓民眾同樣質疑金權勾結的問題。特別是在南部與媒體傳播相對較弱的地區,組織往往更重於文宣,政治人物選舉更需要樁腳,樁腳需要利益,因此衍生一系列開發案被質疑為政治干預特許開發,或者在開發案審查案加以護航,於是在此金權關係下,政治人物與地方樁腳系統更加強化。
開發者與政治有力者的牽連繪聲繪影,一方面激化抗爭者與開發者的衝突,另一方面則透過口語傳播,已經使得鄉村地區居民對地方治理加深不信任感。
由於綠營內部的派系競爭文化,使得實力派政治人物必須更加緊綁樁、攏絡樁腳網絡並倚賴樁腳系統助選,對地方樁腳而言,選舉是政治投資,也是需要大量金錢運作的系統,有其經濟邏輯,於是無論是財團或是黑道,皆進入這套系統中藉由「投資」取得政治的影響力,好在未來開發與資產遊戲上可以暢行無阻。
▎城鄉失序背後的警訊
近期南台灣幾個頗具爭議的開發案中,在地方上都能耳聞類似的情事,由在地的民代樁腳系統直接引入開發案,並且以黑道及暴力逕行排除反對勢力。
在這些環境抗爭事件中,每起事件看似是個別行動者的訴求與行動,然而實際上也是鑲嵌於歷史結構的系統當中,通過抗爭事件,浮現出地方政治與經濟發展困局。大型開發案的發展方式很快可以看到效果,但是對文化與環境的破壞,要恢復原貌是更加困難。
城鄉治理的危機正在上演,政府做事不能一昧蠻幹到底, 318以後的台灣社會更加清楚,政府擁有的權力跟資源,實際上是全民共有的,民眾的不滿不可能一直沉默。
在各方人馬的聲援與媒體關注下,大溝頂撐過了7月19日的拆遷計畫,但是誰也不敢打包票,市府的拆除大隊會不會趁外界關注下降時突襲。難為的是七老八十的大溝頂老居民,將不知道又要撐過幾個失眠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