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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應曉薇到段緯宇,社福前線的民代障礙

台北市議員應曉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台北市議員應曉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日前台中市議員段緯宇指責台中市的社工「坐領高薪」、「只吃飯拉屎」,引發了社工界的憤怒。然而,段緯宇並非民代介入社福的首例,台北市議員應曉薇2011年冬天便曾噴水驅趕遊民而引發爭議,2015年更批評社福團體芒草心協會提供床位給遊民的服務是「踩著遊民的屍體領補助」,甚至施壓迫使社會局約聘社工張獻忠離職。此事使社福界破天荒走上街頭,並於北市府前廣場抗議應曉薇踐踏社工專業。

儘管資深媒體工作者楊索、政大社工所長王增勇、台北市社工職業工會監事、勵馨基金會等社工、社運界一同聲援張獻忠,並提出口號「柯P硬起來,社工留下來,捍衛社工尊嚴,拒絕政治打壓」,要求應曉薇出面道歉;然而,社福界的怒吼好似狗吠火車,應曉薇既沒有針對此事道歉,柯P也沒有針對此事硬起來。社工尊嚴被捍衛了嗎?政治打壓消失了嗎?都沒有。遺憾的是,民代對第一線社工人員的介入,從應曉薇到段緯宇,可說是從來沒有少過。

其實不只是第一線的社工。第一線的社會行政人員,同樣也飽受民代介入行政的壓力。社會行政人員主要的業務在於審核各類補助金的發放,包括老人、身障、低收、兒少等等,審核的項目多如牛毛,加班工作可說是家常便飯。從國稅局那邊來的收入、動產、不動產資料都要逐項審查,且從申請人自己到其配偶、直系親屬,也都必須過問;多數案子需每年重新審查,以確認資產狀況是否有所變動、請領資格是否相同。

然而,一旦當事人的經濟狀況改善,而失去了領取補助的資格,儘管從學理上來講是「社會福利改善了弱勢的狀態」,但事實上,許多失去補助資格者卻往往不這麼想,反而認為失去補助是因為「社會行政人員刻意刁難」、「社會行政人員找我麻煩」。一旦如此,若非打1999申訴、或到行政機關現場鬧場威脅,就是找民代來施壓要求持續發放補助。

相傳第一線社政機關都有所謂的「社福VIP」的隱藏名單,也就是那些慣於找民代施壓以取得或增加補助的個案,第一線社政人員面對這些社福VIP,既無權逾越法定標準來決定發放與否,卻又必須直接面對各式各樣的言語恐嚇與民代的直接施壓。他們夾在法令標準與民代壓力之間,成為對峙的直接承受者,經常裡外不是人,所面對的壓力之大與所需要的耐心之高可想而知。

社會福利是地方政治的籌碼

由於民意代表掌管了行政預算的審核,也就是說,對行政官員而言,民代是不能得罪的老闆。而對絕大多數民代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從來都不是行政機關有沒有依法行政。對民代而言,最重要的事其實是「選民服務」,因為選民服務直接影響了自己未來的選票。選民服務的種類非常多,從跑紅白帖、喬人事,一直到喬小型工程(電線桿擋到家門口、路燈不夠亮等等)、喬補助……等各式各樣的關說案,大抵都屬「選民服務」的範圍。選民服務是地方政治人物固票的重要手段,因此,只要地方民代遇到民眾陳情,基於選民服務的精神,就算對案件缺乏了解,往往也都會赴湯蹈火,直搗社福機關介入案件。

由於社會福利相關業務牽涉到實質的利益,當然也就成了地方民代經常接到陳情並積極介入的對象。根據羅鼎程的研究,緊急安置和庇護案最常遭遇民代關說。例如,家暴事件的相對人常以片面或錯誤資訊告知民代,如社工員濫權帶走孩子、孩子的傷是自己跌倒造成的、我沒有亂摸我女兒,是社工教我女兒那樣說的……等等,來掩飾家暴或性侵害的行為,甚至捏造故事,讓民代在被誤導的情況下介入案件。

而當通報事件(兒虐、亂倫、家暴、遺棄等)明確成案,相對人自知理虧時,更反而會透過民代介入來爭取主導權,例如惡意向民代控告社工態度不佳、怠慢、說謊等,希望藉此打擊社工來獲得在案件處遇上的退讓和妥協。儘管,當案件已明確成案時,民代的關說其實對處遇內容的影響有限,但是民代的介入仍然對第一線社工造成巨大的壓力和困擾。

例如,民代為了要給陳情者(特別是有相當權勢的陳情者)一個交代,往往會極盡所能迫使社工妥協,一方面可以藉此表現出自己認真於「選民服務」,另一方面,身為民代也有所謂的「面子問題」,因此經常強力施壓要求社工屈服,否則便覺得自己面子掛不住、民代的威嚴掃地。民代介入對社工緊急處遇的影響無所不在,然而礙於第一線社工有責任而無實權,又缺乏相關法令規範,所以面對民代介入,第一線社工人員往往毫無招架之力。

「只問福利,不問專業」的民代

在現行體制下,社會福利被地方政治人物視為選舉的籌碼。民代們往往認為,只要幫選民爭取到福利,就能多一張選票。也因此,「只問福利,不問專業」就是許多民代面對民眾陳情的最高原則:低收補助沒過?發就對了!緊急安置?做就對了!凡是可以討好選民的,對許多地方民代而言就是正確的事。

案件處遇是否專業?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確?這些都不是地方民代所關心的事。例如,段緯宇議員在介入安置案之後,儘管台中市社會局公開表示社工的處遇方式是正確的,但段議員自始至終都堅稱自己沒犯錯;他堅持到底的態度更使他在自己的臉書專頁上獲得大批支持者的鼓勵。這就是民代「只問福利,不問專業」的最寫實的案例,因為「問專業」並不能給自己帶來選票,反而「問福利」不僅可以帶來選票,還可以帶來人氣。

民意代表的介入,正是社會福利第一線工作者的巨大絆腳石,不僅專業經常被政治否定,社福資源的分配也往往成了地方政治的籌碼。面對這個問題,儘管社工專協曾提出呼籲,希望政府能夠明定相關規範來避免民代的不當介入,但實際上,目前除了行政院 2008 年公佈實施的「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對於受關說者有相關罰則之外,對從事關說的人卻毫無相關法規可以規範。也由於缺乏法令規範,社福主管們自己面對民代就已經毫無招架之力,只好由第一線的社工社政人員去承受直接的政治壓力;沒山可靠,連自家長官面對民代都束手無策,就是第一線社福工作者們最大的無力感來源。

這個「民代障礙」有沒有可能被拆除掉?在制度上我傾向悲觀,因為要身為立法者的民代來立法規範自己,恐怕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但如果有朝一日,台灣的社工社政人員能夠成立堅實的工會,讓自己來當自己的靠山,那麼,要拆除上述的民代障礙便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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