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信儒、陳亮甫／醫病關係惡化或改善？統計數據下「醫療暴力」的現狀
2020年8月，一位台北榮總的住院病患不滿值班醫師的醫療處置，在院內追打醫師甚至舉起椅子破窗，醫院不得不報警處理，孰料警察約談該名施暴者後，並無法拘留或遏止他的行徑，病患再次返回醫院尋仇。
同年9月，一名等待COVID-19採檢結果的住院病患，因拒絕接受院方安排入住負壓隔離病房，便擅自闖出隔離病房，持滅火器作勢砸向醫護人員，並揚言寧可跳樓也不願進入隔離病房，不久後遭到判刑。
隨著網路及社群媒體的普及，類似醫療暴力的事件在社會上傳播更加快速，也更容易激起群眾的憤怒。情緒激昂的我們不禁思考，為什麼醫療人員堅守崗位在第一線對抗疫情、耐心救助病患，卻還要承擔危及性命的威脅？而相關法規真的有防止醫療人員免於暴力對待的功用嗎？
於是，本篇文章搜尋過去的相關研究，也一筆一筆挖掘司法院判決系統上的資料，細讀近三年來《醫療法》106條「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成罪判決，並對案件中的不同特性做分項統計。過程中，一併致謝多名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協助調閱未公開的資料，讓我們得以回答自己心中的疑問。
處罰效果不彰，醫療暴力越來越多？
近幾年來，醫療暴力猖獗，醫病關係惡化總是難辭其咎，縱使屢次修法，體感上仍難遏止暴力橫行；主管機關固然認為，法規的演進促成暴力零容忍（表一），對醫療人員的保障持續提高，可是效果仍值得檢驗。
我們統計2016年1月至2020年8月全台地檢署偵結之醫療暴力案件與起訴率，發現偵結案件有穩定上升的趨勢（表二），起訴率則逐年下降（表三），但由2014年1月統計至2020年12月為止，我們可以發現法院判決有罪的案件數量逐年增加（表四）。
此外，聚焦在2020年來看，該年度因受疫情影響，根據健保署所公佈的申報資料，無論門診、急診、住院之看診量皆較去年明顯下降（本文撰文時，2020年尚有已起訴但未判決之案件，也讓文中統計的判決數記錄為低估）由此可知，在醫療看診量下降的情況下，定罪的醫療暴力事件仍持續向上增加。
這樣的訊息似乎對醫護人員來說是個警訊，更加呼應了前面的恐懼氛圍，隨著醫病關係演變，醫療人員早已無法光靠國家公權力壓抑民眾的不滿，醫療暴力偵結案件、有罪判決皆逐年增多，意味著更多起暴力事件的生成，也給立法者們當初的理想打上大問號。
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似乎又不需如此灰心，或許人心改變耗時，但面對種種制度的改革，我們留有幾項推論與懷疑：
一、如同本專題文〈對醫護動粗或辱罵犯了什麼罪？「醫療暴力」的法律責任〉約略提及的，在2014年1月與2017年5月，《醫療法》第24條及106條曾各經歷修法，先是明確持續擴大醫療暴力的處罰範圍、加重刑度，也制定了專屬於醫療暴力事件的通報系統（與其他的異常事件分開），自然使得醫療機構的通報敏感度增加、法院成罪門檻降低。
二、醫療暴力案件量增多，但起訴率卻降低，有無可能是因為通報廣泛但案件多半輕微，因而令檢察官決定不起訴，或令犯人以勞動服務等條件換取緩起訴？這裡還需要更多的查證。
三、 在這些案件量成長的同時，民眾的就醫次數、醫療人員的總數也在提高（扣掉疫情影響的部份），如此一來，醫療暴力發生率提高的結論可能要打一點折扣。
總結來說，到底是醫療端的警覺敏銳度提高而讓案件不夠聳動到起訴，或醫病關係的撕裂日漸回復正常，而嚴刑峻法也真的遏止犯罪？窮盡了目前所有可知的資料，我們仍無法妄下定論。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在數據中驗證推理，憤世嫉俗或是悲觀似乎都為時尚早。
誰或哪裡最危險？讓判決數字說話
在這些醫療暴力案件的判決中，起訴後有94%被判有罪，事件發生到判決出爐所需時間的中位數為256日，而刑期之中位數為為2個月，平均為2.58個月，大多數案件可易科罰金（每日1000元）。
而醫療暴力事件上訴率約22%，其中大部分維持原判（64%）或更改判決但刑期不變，少數改判無罪的案件中，最常見是由於加害者有行為能力缺陷。
說到暴力事件當事人，有67%為病人自身，22%施暴者為陪病親友。有18%的施暴者，在判決書當中有酒精使用記錄，另有約一成的施暴者在記錄中持械傷人或持械作勢傷人。累犯者（未必是《醫療法》累犯，可能是其他刑事案件前科，造成當次判決因累犯加重其刑即列入統計）佔23.7%。
至於醫療暴力發生地點多在醫院，院內監視器多且不乏目擊者，蒐證難度低。根據司法院的量刑系統因子統計，2017年普通傷害罪有66.2%僅處以兩個月以下的拘役，加權平均刑期是58日，上述《醫療法》判決與其相比，刑期較重。
其中，醫療暴力發生最多的縣市為台北市，其次為台中市、新北市、桃園市；發生地點以醫院佔多數（91.4%），但仍有部分案件發生於診所。其中急診是醫院當中最容易發生醫療暴力之單位（59.4%），受害者身分以護理師為最大宗（49.6%）。
毫不意外地，急診室的醫療暴力事件最多，推究原因，除了急診的繁忙與高壓環境外，我們認為也不能排除急診最早導入醫療暴力通報規定，人員因此更加熟悉通報流程且對涉案人士較為敏銳。護理人員因工作特性之故（例如需固定時間探視病人），成為頻率最高的受害者。
而各縣市之間是否有落差？台北市真的是最容易發生醫療暴力事件的城市嗎？我們認為目前所採集的統計資訊，在縣市別的比較上意義不大。理由如下：（一）案件樣本數還不夠具有代表性；（二）受到當地醫療人員數、醫療機構數、病人就醫次數與地方人口數的影響，且台灣有高度跨區就醫情形，2010年急重症跨區就醫的比率便高達41.2%，因此這樣的推論不盡然公允。
統計尚未成功，數據仍待努力
透過分析上述資料，我們對醫療暴力事件的案件類型、分布、判決等，有了比以往的刻板印象更清晰的認識。
然而，數據僅能幫助我們勾勒醫療暴力的輪廓，想藉由這些有限的數據，詮釋醫療暴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必須十分小心，以免落入過於武斷的推論。尤其這些資料來源的時間區間橫跨了《醫療法》的修法、通報系統的建立、COVID-19疫情等，這些事件對醫療暴力事件的影響尚無法釐清。未來，更長時間的研究以及更多的資料收集，將有助於我們更有把握地詮釋這些數據，但也提醒我們：處罰不一定真的能治百病，亂世也不一定只該用重典。
- 文：陳信儒，畢業於陽明大學醫學系，現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亦擔任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理事；陳亮甫，畢業於台大醫學院，現職醫師。2017年共同成立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目前擔任工會秘書長，另於2018年協助成立台大醫院企業工會。對臨床工作有愛，努力希望其他在臨床打拚的夥伴也能行醫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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