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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看《醫死不償命》:不傷害病人,不傷害自己,也不讓自己被傷害

《醫死不償命》(Do No Harm)劇照。 圖/取自Do No Harm
《醫死不償命》(Do No Harm)劇照。 圖/取自Do No Harm

在片頭曲後,故事從誓詞開始:「⋯⋯以正直和謙遜執業,敢於培育理想⋯⋯」。一眾衣著光鮮的醫學生,在穿白長袍的師長協助下,第一次套上了自己的白短袍。台下觀禮的家長和貴賓中爆起了掌聲加尖叫。一切順利的話,未來他們的短袍將會和專業知識與執業經驗一起變長,師長就是過來人。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所有歡呼也許終將轉為嗟嘆悲鳴,如果白袍典禮的投影幕上紅字加註警示:「美國醫學生有三分之一罹患憂鬱症,九分之一會出現自殺意念」。紀錄片告訴我們,即使熬過實習,領有執照的美國醫師有近半罹患憂鬱症,且有著所有職業別中最高的自殺率,是一般人口的兩倍左右。

這肯定不是醫學生考取醫學院時的自我期許,不是家長望子女成龍鳳的目的,也不會符合師長對醫學教育體制的認知。當然我們大可以用抽樣偏誤或其他研究限制為由,打發這些統計數據,但一條條人命卻是一個個無可迴避的悲劇故事,而鎂光燈與攝影機所能聚焦的也還遠只是冰山一角。

醫業是一座危險叢林?

「首先,不傷害」(First, do no harm),傳說中〈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開宗明義的第一句(雖然原詞句略有出入),也是生命倫理學四大原則(Four Prima Facie Principles)之一。這句格言對醫學生來說,也許比藥廠廣告的「先研究不傷身體,再講求效果」更深入人心、朗朗上口。

然而,誓詞是典禮上說的,工作日常則是人手一冊「生存指南」(Survival Guide)。是什麼讓僅僅生存下來變得如此大不易,彷彿醫業成了隨時可能血濺三尺的叢林荒野?

醫學知識技術龐雜繁複的本質,使醫學學徒猶如面對陌生的外國語言,這在學術積累速度翻倍再翻倍的今日,比往昔任何時候更甚。更貼切地說,套用片中人物的台詞:像是想喝水,得到的卻是消防水管噴出的水柱。

《醫死不償命》劇照。 圖/取自Do No Harm
《醫死不償命》劇照。 圖/取自Do No Harm

更雪上加霜的是,當各方翹楚匯聚一堂,以單一褊狹的標準衡量總會分出高下,總有人必須落在分布曲線的左尾。這時,未曾面對過失敗的個人,遭遇的卻是過度強調競爭的醫界文化。當存在的價值僅僅在於追求卓越頂尖,當助人者無法期待從他人或體系得到幫助而孤立無援,當軟弱成為汙名和髒字,我們變得無法、也不想以弱示人,我們也習得如何擅於隱藏,直至再也無法承受直擊內心的存在性焦慮。

在極端的情況下,比起揭開面具,死亡遂成為更可行也更安全的選項。

諷刺的是,我們在片中看到,即使面對生命逝去,醫學教育機構、醫療院所、乃至於主管機關,竟也同樣以不示弱的心志,試圖掩蓋或淡化,干預阻撓揭露的呼聲,讓一切真相依舊諱莫如深。這不免使人感到體制與個人的異形同構,又或者正是體制再製加諸了片中所謂「管窺」(tunnel vision)的視野於個人,使人與環境共同困鎖於單一的價值,再無其他出路。

當學習與工作自醫學生進入醫院起開始交織,不安全的學習環境便與危險的職場環境密不可分。這並非新鮮事,例如我就曾在醫學資料庫中瀏覽發現,知名的《英國醫學期刊》(BMJ)早在1879年就在角落一隅刊載過兩名實習醫學生過勞自殺的死訊。在21世紀的今日,紀錄片尚且還在用「像機器人一樣在生產線上工作」比喻醫院工作。

當然我們可以舉出一百個引喻失義之處來反駁這種說法,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自從教學醫院模式(「以勞動換取用來學習的病例」)出現以降,醫(學)生的職業危害從來沒有少過:換床率如翻桌率般被衡量而湧入的新病人、單調重複的「雜事」(scut work)、輪班工作的無眠夜晚與睡眠剝奪、患者死亡或發生醫療疏失的心理衝擊、權力騷擾和性騷擾⋯⋯。

《醫死不償命》劇照。 圖/取自Do No Harm
《醫死不償命》劇照。 圖/取自Do No Harm

相對遲緩的醫界改革

片中最使人揪心的情節之一,是當外在醫療需求的質和量已與上個世紀大不相同,醫界內部的變革步履卻如片中呈現如此緩慢踟躕。或許,更像生產線的,比起醫療工作本身,是將傷痛病苦一代代向下傳遞的醫療教育/勞動複合體制?也無怪乎,片中主事者拒絕系統性檢討醫療勞動條件與職業危害,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化的解方:開設課程,教授韌性(resilience)、冥想(meditation)、正念(mindfulness)。

眼光放回台灣,對於本土醫師自殺的情況,除了少數研究(多以健保資料庫分析),我們其實所知甚少,多半也僅限於有關年齡、性別、科別、執業地域、醫院層級、死因等變項。我們是否也落入了「不去看就可以當作不存在」的陷阱?

還記得十年前我也參加過白袍典禮。與紀錄片開頭不同,這場典禮使我震撼的環節在於,幫我套上白袍的是一位一跛一跛地被攙扶著走上台的壯年醫師師長,不久前才剛因中風而病倒。不到一年後,在2012年的五一勞動節,我在醫院附近參加了另一場別具意義的典禮:工安帽加冕儀式,是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前身「醫勞小組」(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舉辦。

白袍是醫學專業主義權威而堅實的象徵,黃色的工安帽卻代表著我們的脆弱與不堪一擊,代表專業主義有時而窮。

《醫死不償命》劇照。 圖/取自Do No Harm
《醫死不償命》劇照。 圖/取自Do No Harm

當我們戴上工安帽

當醫(學)生集體戴上工安帽,意味著我們相信:醫療勞動現場的病倒、過勞死、自殺,絕不只關涉於個人的煩惱與處境,而該被拉升到公共議題和社會政策的層次。專業不能成為隔閡我們與社會的高牆,我們奪回身為勞動者的自我詮釋,因為我們出乎社會,用與被用皆需社會制度的保障。

十年以來,每週80小時的工時限制逐漸到位,住院醫師已部分納入勞基法,醫療工會組織還在成長。十年可以有很多事發生,也有許多事未竟。如果有一件事是可以做到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我們的職業描述後面,問心無愧地寫到:我們不傷害病人,不傷害自己,也不讓自己被傷害。

(※五一勞動影展《醫死不償命》將於4月24日於大我新村──OURs步入城市講堂免費放映,更多詳情請瀏覽官方網站活動頁面。)

參考文獻

  1. Pan YJ, Lee MB, Lin CS. Physician suicide in Taiwan, 2000-2008: preliminary findings. J Formos Med Assoc 2009;108:328-32. doi: 10.1016/S0929-6646(09)60073-5.
  2. Shang TF, Chen PC, Wang JD. Mortality of doctors in Taiwan. Occup Med (Lond) 2011;61:29-32. doi: 10.1093/occmed/kqq159.
  3. Chen I-M, Liao S-C, Lee M-B. hysician Suicide in Taiwan: A Nationwide Retrospective Study from 2000-2013. Austin J Psychiatry Behav Sci 2014;1:1008.
  4. 李明濱、胡佩怡。我國醫師工作壓力風險因子評估。新北市,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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