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看《醫死不償命》：不傷害病人，不傷害自己，也不讓自己被傷害
在片頭曲後，故事從誓詞開始：「⋯⋯以正直和謙遜執業，敢於培育理想⋯⋯」。一眾衣著光鮮的醫學生，在穿白長袍的師長協助下，第一次套上了自己的白短袍。台下觀禮的家長和貴賓中爆起了掌聲加尖叫。一切順利的話，未來他們的短袍將會和專業知識與執業經驗一起變長，師長就是過來人。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所有歡呼也許終將轉為嗟嘆悲鳴，如果白袍典禮的投影幕上紅字加註警示：「美國醫學生有三分之一罹患憂鬱症，九分之一會出現自殺意念」。紀錄片告訴我們，即使熬過實習，領有執照的美國醫師有近半罹患憂鬱症，且有著所有職業別中最高的自殺率，是一般人口的兩倍左右。
這肯定不是醫學生考取醫學院時的自我期許，不是家長望子女成龍鳳的目的，也不會符合師長對醫學教育體制的認知。當然我們大可以用抽樣偏誤或其他研究限制為由，打發這些統計數據，但一條條人命卻是一個個無可迴避的悲劇故事，而鎂光燈與攝影機所能聚焦的也還遠只是冰山一角。
醫業是一座危險叢林？
「首先，不傷害」（First, do no harm），傳說中〈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開宗明義的第一句（雖然原詞句略有出入），也是生命倫理學四大原則（Four Prima Facie Principles）之一。這句格言對醫學生來說，也許比藥廠廣告的「先研究不傷身體，再講求效果」更深入人心、朗朗上口。
然而，誓詞是典禮上說的，工作日常則是人手一冊「生存指南」（Survival Guide）。是什麼讓僅僅生存下來變得如此大不易，彷彿醫業成了隨時可能血濺三尺的叢林荒野？
醫學知識技術龐雜繁複的本質，使醫學學徒猶如面對陌生的外國語言，這在學術積累速度翻倍再翻倍的今日，比往昔任何時候更甚。更貼切地說，套用片中人物的台詞：像是想喝水，得到的卻是消防水管噴出的水柱。
更雪上加霜的是，當各方翹楚匯聚一堂，以單一褊狹的標準衡量總會分出高下，總有人必須落在分布曲線的左尾。這時，未曾面對過失敗的個人，遭遇的卻是過度強調競爭的醫界文化。當存在的價值僅僅在於追求卓越頂尖，當助人者無法期待從他人或體系得到幫助而孤立無援，當軟弱成為汙名和髒字，我們變得無法、也不想以弱示人，我們也習得如何擅於隱藏，直至再也無法承受直擊內心的存在性焦慮。
在極端的情況下，比起揭開面具，死亡遂成為更可行也更安全的選項。
諷刺的是，我們在片中看到，即使面對生命逝去，醫學教育機構、醫療院所、乃至於主管機關，竟也同樣以不示弱的心志，試圖掩蓋或淡化，干預阻撓揭露的呼聲，讓一切真相依舊諱莫如深。這不免使人感到體制與個人的異形同構，又或者正是體制再製加諸了片中所謂「管窺」（tunnel vision）的視野於個人，使人與環境共同困鎖於單一的價值，再無其他出路。
當學習與工作自醫學生進入醫院起開始交織，不安全的學習環境便與危險的職場環境密不可分。這並非新鮮事，例如我就曾在醫學資料庫中瀏覽發現，知名的《英國醫學期刊》（BMJ）早在1879年就在角落一隅刊載過兩名實習醫學生過勞自殺的死訊。在21世紀的今日，紀錄片尚且還在用「像機器人一樣在生產線上工作」比喻醫院工作。
當然我們可以舉出一百個引喻失義之處來反駁這種說法，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自從教學醫院模式（「以勞動換取用來學習的病例」）出現以降，醫（學）生的職業危害從來沒有少過：換床率如翻桌率般被衡量而湧入的新病人、單調重複的「雜事」（scut work）、輪班工作的無眠夜晚與睡眠剝奪、患者死亡或發生醫療疏失的心理衝擊、權力騷擾和性騷擾⋯⋯。
相對遲緩的醫界改革
片中最使人揪心的情節之一，是當外在醫療需求的質和量已與上個世紀大不相同，醫界內部的變革步履卻如片中呈現如此緩慢踟躕。或許，更像生產線的，比起醫療工作本身，是將傷痛病苦一代代向下傳遞的醫療教育／勞動複合體制？也無怪乎，片中主事者拒絕系統性檢討醫療勞動條件與職業危害，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化的解方：開設課程，教授韌性（resilience）、冥想（meditation）、正念（mindfulness）。
眼光放回台灣，對於本土醫師自殺的情況，除了少數研究（多以健保資料庫分析），我們其實所知甚少，多半也僅限於有關年齡、性別、科別、執業地域、醫院層級、死因等變項。我們是否也落入了「不去看就可以當作不存在」的陷阱？
還記得十年前我也參加過白袍典禮。與紀錄片開頭不同，這場典禮使我震撼的環節在於，幫我套上白袍的是一位一跛一跛地被攙扶著走上台的壯年醫師師長，不久前才剛因中風而病倒。不到一年後，在2012年的五一勞動節，我在醫院附近參加了另一場別具意義的典禮：工安帽加冕儀式，是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前身「醫勞小組」（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舉辦。
白袍是醫學專業主義權威而堅實的象徵，黃色的工安帽卻代表著我們的脆弱與不堪一擊，代表專業主義有時而窮。
當我們戴上工安帽
當醫（學）生集體戴上工安帽，意味著我們相信：醫療勞動現場的病倒、過勞死、自殺，絕不只關涉於個人的煩惱與處境，而該被拉升到公共議題和社會政策的層次。專業不能成為隔閡我們與社會的高牆，我們奪回身為勞動者的自我詮釋，因為我們出乎社會，用與被用皆需社會制度的保障。
十年以來，每週80小時的工時限制逐漸到位，住院醫師已部分納入勞基法，醫療工會組織還在成長。十年可以有很多事發生，也有許多事未竟。如果有一件事是可以做到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我們的職業描述後面，問心無愧地寫到：我們不傷害病人，不傷害自己，也不讓自己被傷害。
（※五一勞動影展《醫死不償命》將於4月24日於大我新村──OURs步入城市講堂免費放映，更多詳情請瀏覽官方網站和活動頁面。）
參考文獻
- Pan YJ, Lee MB, Lin CS. Physician suicide in Taiwan, 2000-2008: preliminary findings. J Formos Med Assoc 2009;108:328-32. doi: 10.1016/S0929-6646(09)60073-5.
- Shang TF, Chen PC, Wang JD. Mortality of doctors in Taiwan. Occup Med (Lond) 2011;61:29-32. doi: 10.1093/occmed/kqq159.
- Chen I-M, Liao S-C, Lee M-B. hysician Suicide in Taiwan: A Nationwide Retrospective Study from 2000-2013. Austin J Psychiatry Behav Sci 2014;1:1008.
- 李明濱、胡佩怡。我國醫師工作壓力風險因子評估。新北市，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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