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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霸凌者的標籤:定罪以前,先解讀求救訊息

一旦霸凌者面對類正式調查的過程,會不會在他心中留下陰影?會不會讓成為偏差行為人的...
一旦霸凌者面對類正式調查的過程,會不會在他心中留下陰影?會不會讓成為偏差行為人的高風險族群,更早被貼上標籤? 圖/shutterstock

七年前,八德國中霸凌事件,成為政論節目的火紅話題,當時輿論令教育部懲處時任校長並要求校長為處理不當下台,教育部並研擬頒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因此現在所有學校必須採既定流程處理申訴案件,學生或是家長申訴後要啟動調查委員會確立霸凌成案與否,並規定列出後續輔導計畫。也因為如此的發展脈絡,使各級學校面對霸凌案件的態度就異常謹慎。

配合「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的執行,學校被逼著願意重視霸凌處理是件好事,不會因為看不見被霸凌者的心理創傷,或認為是小事而不處理,必須要執行確定成案與否的調查。校方會跟當事人求證,有時候家長會要求校外專家參與調查,以蒐集資料證明受害者在精神上、身體上及財產上的損害,這過程類似檢察官辦案,重點在確立符合霸凌要素的事實。

霸凌種類,有「小」至替同學取難聽綽號(如:肥婆),也有「大」至集體鬥毆、長期勒索,或是嚴重傷害到生命安全(如:紀錄片《玫瑰少年》中的葉永誌),大大小小的案例,跨越國小、國高中的界線,我們都統稱當事人為霸凌者。特別是八德國中的霸凌事件是屬於校園暴力、人身安全的恐嚇,霸凌者背後有幫派組織,被嗆聲威脅的還包括老師,該行為幾乎遊走於犯罪邊緣。而我們的社會對「霸凌」的感受是附著恐懼、反感等負向感受上,並對霸凌者產生像是對犯罪者般要定罪、要處分的訴求,受害者的家長因急迫焦慮的感受也要求學校必須加以處治。然而,曾有霸凌者的家長為自己的孩子表達擔心,問說:「霸凌的紀錄會跟著孩子一輩子嗎?」

對仍處在求學的人生階段,一旦學童面對類正式調查的過程,會不會在他心中留下陰影?會不會讓成為偏差行為人的高風險族群(低學業成就者),更早被貼上標籤?而標籤一旦貼上,旁人用刻板印象觀察後續的言行舉止,更容易失去客觀判斷,被貼標籤的人面對不信任的態度,容易有挫折感、自我放棄,久而久之,刻板印象就會成真。

校園環境有別於法院的定罪和處分功能,是相信教育可以改變人,學生的任務就是學習,霸凌事件調查目的不該是成案是否確立,而應該是輔導計畫的開端——即使是人際衝突,也是教育的契機。

為什麼成為霸凌者?

兒童進入學校團體後,會啟動學習機制,於內在會有角色定位的過程,尋找歸屬感,摸索在團體中的位置排比,在團體中的權力位階,是否成為領導者或是追隨者?可以找到依附的小團體?能不能找到好朋友?人際情感定位系統不斷在搜尋定位。

大多數的兒童都相對「平安無事」地在校園中生活與學習,擁有成就感和找到定位,而少數學生在知識學習或是人際關係沒有成就感,造成內在不舒服的感受。有人想發洩,想辦法讓自己被注意,有些人則是孤立自己裝作不在意,前者就容易成為霸凌者,後者容易成為霸凌受害者。成為霸凌者是一個解決不舒服感受的「容易」方法,使他容易找到價值感和定位感,提高人際互動中的權力位階。

不想讓他人看到弱點,人類會用掩飾的方法保護自己,就像手臂上有燙傷疤痕的人,在夏天也要穿上長袖衫遮掩,霸凌行為看起來耀武揚威,但是是用優越感和自大掩飾內在的自卑;霸凌者內在藏著許多無助感,以及陰暗的情緒,他只是需要覺醒認清:控制他人不等於受人尊重和喜愛。

霸凌者表現的「狠」與絕情,不代表是他們內在的狀態。 圖/shutterstock
霸凌者表現的「狠」與絕情,不代表是他們內在的狀態。 圖/shutterstock

有些霸凌者不見得是學業成就低落,《成長戰爭》書中的主角是目前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他在小學成績優異每次都考第一名,而長期無法超越他的第二名同學,在挫折感的侵襲下,言語恐嚇並肢體攻擊唐鳳,讓小學二年級的唐鳳拒絕上學了。那第二名同學之所以會有此行為則是來自家長對學業高度期待,這些期待成為壓力,也催化了暴力攻擊他人的動機。

霸凌者表現的「狠」與絕情,不代表是他們內在的狀態。在《該隱的封印》書中指出家長或是老師教育男孩總是以強化陽剛特質為主,缺乏情緒感性教育,特別是「示弱」的情緒,像是逃避及壓抑痛苦、難過的感受,容易使男孩無法敏感察覺自己內在的真實狀況,更別期待他們同理別人的感受。而另一種缺乏同理心的原因則是父母給與過多不適當的寵愛,讓孩子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與人互動。

霸凌者的救贖

有些孩子對弱勢同學家庭背景的鄙視,甚至在課堂上出言讓代課老師難堪,你會看到他家中成人對待外籍看護工也是如此頤指氣使;也有孩子在家中是被大人用極度權威操控、體罰,不允許有自我意識的滋生,那孩子到學校後就會找管道發洩負向情緒。現在更多孩子是生理因素,有著自己也無法控制的衝動行為、情緒困擾,讓他們在人際互動中充滿挫敗經驗。

校園中的霸凌者,當你攤開他的生命故事,你會發現他們的另個身分:受害者。從實務經驗來看,這些霸凌者多數在高度控制權威的教養環境下成長,或是家長自己陷在離婚、單親、親密關係失和、家庭暴力、經濟壓力等議題中,對於孩子的行為問題,已無心力處理,只好無奈漠視,或是極力否認。也有人是深感抱歉但不知如何處理,只有用更嚴厲的處罰遏止孩子再犯,如曾有位父親被通知到學校處理孩子的霸凌行為,他所採取的反應,卻是在眾目睽睽下重重地甩了孩子一個耳光,要孩子答應不再犯。由此看來,孩子是這位父親威權下的「受害者」,而校園霸凌的處理,不光是要幫助受害的學童,還有霸凌者,他們同樣需要脫離受害者的身分。

當我到學校與老師分享處理霸凌的經驗,常跟老師說,如果只是口頭宣布「本班禁止霸凌」,貼一張反霸凌的貼紙在教室牆上,那對有道德良知感、同理心的學童是有效的,因為他們只需要被提醒,就知道「和善」是人際互動之道。但有些學生需要老師更多的專業判斷,透視他們內在的無助與徬徨,當他們用霸凌行為掩飾時,不必急著「定罪」,不妨將其視為一種「求救」的訊號,及早介入,伸出援手丟出「救生圈」,就是拯救了一個深陷負面情緒並被控制的靈魂。

攤開校園霸凌者的故事,多會發現他們的「受害者」身分。當他們出現霸凌行為時,不必急...
攤開校園霸凌者的故事,多會發現他們的「受害者」身分。當他們出現霸凌行為時,不必急著「定罪」,不妨將其視為一種「求救」的訊號。 圖/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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