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你愛到殺死妳（上）：「情殺」背後，厭女情結作為懲罰機制

V太太 18 Sep, 2019

據報導，日前一名男子疑似因長期追求女高中生不成，最後持刀將女子砍成重傷。事實上，這類新聞對我們來說已經太過熟悉，不只是台灣，在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相比於來自陌生人的傷害，這類犯罪反而構成女性人身安全最主要的威脅，來自追求者、前任親密伴侶，及現任親密伴侶的傷害，造成許多女性的恐懼、身心創傷，甚至是死亡。

根據調查，在美國平均每日會發生約兩到三起親密伴侶間的殺人案（而且你大約可以猜到，其中的加害者大多是男性，而受害者則以女性為主）。

在台灣，隨著性別平等、親密伴侶暴力、性別教育跟情感教育等議題逐漸受到重視，過去幾年間，大眾媒體與社群網站上，可以看到越來越多這類案件的討論。例如有些評論者抗議，在討論相關案例時，「情殺」並不是一個正確的用語，也有人指出，我們應該反省過去大眾文化（如偶像劇）裡對親密關係的描述，是不是誤導了許多人。

而在這些案件中，我們不乏看到越來越多人呼籲「情感教育」的重要，尤其是在校園內，必須要給青少年適當的教育，讓他們有機會學習如何正確地表達情感，並面對親密關係帶來的挫折。

但在這些呼籲之中，有時我們會看到一個提問：如果情感教育的缺乏是全面性的，也就是不論性別，青少年都未能獲得適當的引導，那為什麼傷人的多是男性，被傷的則是女性？女孩們同樣沒有機會接受情感教育，但為什麼女人不會因為情感受挫而上街砍人？

這其實是一個有意義的提問，但它的意義不是要得出「誰比較壞」（或誰比較慘）這樣的結論，而是要去思考，這樣的性別差異難道只是一個巧合嗎？還是說，確實有著更深層的結構因素，將女性置於更危險的情境中？

答案是有的：因為父權社會裡一些顯性和隱性的性別規範，根據這些規範所訂定的——針對不同性別有所差異的——角色、任務和美德，以及用來執行這些規範、監督不同性別，並在適當時候（也就是有人不守規矩時）進行懲罰的機制，構成了這樣的結果。

為了避免有人提出質疑，先讓我說明，指出女性在這個情境下的弱勢，和承認男性可能在其他情境，例如戰爭，遭遇到較多風險，這兩者並不衝突，前者並不會否定後者，同樣地，承認後者也不應該讓前者變得沒有意義。如前所述，這不是一個看誰比較慘的競賽。後者固然有討論的價值，但並非本文的重點。

示威者在身上綑綁膠帶並塗上紅色顏料，抗議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攝於2017年2月28日，墨西哥。圖／路透社

父權體制中的「取用者」和「付出者」

美國康乃爾大學哲學系教授Kate Manne於2017年出版《Down Girl》一書，對「厭女情結」（misogyny）邏輯提出了細緻的討論與分析，包括了厭女情結到底是什麼、有什麼作用，又會以什麼樣的方式表現。

Manne指出，許多人會將厭女情結看成一種「個人特質」，也就是個人在心理層面上對女性這個性別（有這個性別的人）抱持仇視跟怨恨的情感；但Manne認為這是不正確的，相對地，她認為厭女情結應該要被看成一個「社會屬性」，為了維持父權體制而存在。

簡述Manne的論證，她認為在一個父權體制裡，分別有「陰性屬性」和「陽性屬性」的商品與服務，前者包括了各種關懷、注意力、溫柔等情感勞動，以及生育、照護等身體勞動，後者則包括了事業成就、名望、權力等。

而面對這些不同屬性的商品與服務時，這個父權社會裡的男性和女性會分別被賦予「取用者」和「付出者」的身分；也就是說，女性被認定要提供各種陰性屬性的商品與服務，同時不能和男性競爭各種陽性屬性的商品與服務。而相對地，男性則被認定有資格獲得兩者（但前者是自動自發從女性那獲得，後者則需要透過和其他男性競爭而得）。

在這個概念之下，厭女情結可以被看成是父權體制內的「執法部門」，其作用在於執行和監督上述的規範，並且在有（女）人不守規矩時進行懲罰。

懲罰的對象包括拒絕提供陰性商品與服務的女性，及大膽地想要競爭或索求陽性商品與服務的女性，另外也包括了拒絕遵從傳統陽剛規範的男性們，當然還有不服從二元性別的人們。而懲罰的內容也包羅萬象，從輕微的指導（如男性說教）到不贊同，從假裝善意的訓誡到各種惡意的攻擊（這兩者在社群網站上都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從威脅、排除，到殘忍的暴力。

我認為，Manne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恰當的視角，讓我們可以精準地理解所謂的「情殺」。¹

與此同時，當我們跟隨著Manne的脈絡時，我們就會發現，這類暴力事件的發生一點都不令人意外，甚至可以說是父權社會裡必然的特徵之一。

示威者擺上紅鞋，象徵抗議對女性實施的暴力。攝於2016年3月8日國際女性節，西班牙。圖／路透社

女性被鼓勵遵守規則

根據Manne所描述的這個邏輯，女性被認定有義務要提供男性自己的注意力、關心、讚賞、愛，與性，而男性則認定自己有權利與資格獲得這些東西；當一個女性拒絕這麼做時，她就會被看作是不守規矩、對現況造成威脅的，而這時候厭女機制就會啟動，好讓女性認知到自己的「位置」，進而繼續安分守己。

例如，其他遵守這個規則的女性會被讚賞，而想要違反規則的女性則會被鼓勵應該要像這些「好女人」一樣；例如，這些不願意遵從規則的女性可能會受到不同形式的貶抑，包括被批評為冷酷、貪心、邪惡，或是「不像女人」；又例如，男性可能會透過各種手段，好讓自己可以重新獲得這些東西，包括言語上的騷擾（像是在街上對女性吹口哨），甚至肢體上的侵犯與暴力（例如，性暴力跟「情殺」）。

因此，儘管「情殺」位於光譜上較為極端的一邊，但它其實出自於一個最基本的邏輯，而這個邏輯隨時都在父權體制內運作，好維持父權社會的固定階序及權力位置。同時，「情殺」不只是個人的怨恨，更是社會性的懲罰。它有兩個功能，一個是對違反規定的女性進行懲罰，另一個是對尚未違反規則的女性提出警告。

父權社會中的男性價值

在此我們需要再補充兩個Manne的重要論點，好解釋為什麼「情殺」（及其他的厭女形式）會是「個人」的，畢竟Manne也說了，厭女情結不應該被看成一種個人的特質。

首先，當女性被普遍認定為一個付出者時，就很可能創造出一種心態，也就是：「既然她要付出，那為什麼不是付出給我呢？」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獲得女性提供的這些商品，或者更正確地說，獲得一個得以且樂意付出這些商品與服務的女性（也就是一個滿足於扮演付出者的女性）可以幫助男性在這個父權體制裡，和其他男性競爭時，爭取到一個較高的地位。

因此，是否「擁有一個女性」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一個男性的自尊和價值；反過來說，當男性被拒絕時，他們就可能會覺得自己失去了價值。

不少人其實已經意識到這個「失去價值」的問題，並以此來解釋，為什麼男性會在這些場合裡使用暴力，比方說「惱羞成怒」或「陽剛受挫」這類用語就凸顯了此面向。

但在此我們必須要提醒自己的是，意識與理解這點，並不應該成為我們合理化這個暴力的理由，因為最初造成這受挫感受的，始終不是女性的責任，而是男性在父權體制下，被錯誤地給予一種認定，以為自己理所當然有資格獲得特定事物，然而這個認定卻是不正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