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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經不起災難考驗?——在疫情中重新思考親密關係

長時間的居家隔離可能使被迫獨處的伴侶們逐漸「相看兩厭」?圖為示意圖。 圖/美聯社
長時間的居家隔離可能使被迫獨處的伴侶們逐漸「相看兩厭」?圖為示意圖。 圖/美聯社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席捲全球,為了抑制疫情,各國紛紛採取不同程度的防疫手段,包括封閉邊界、禁止旅行與大型聚會、關閉學校和娛樂場所、鼓勵在家工作,以及限制人民出入行動等。這些防疫措施的關鍵,便是人們必須減少與他人接觸,保持所謂的「社交距離」。

這些措施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不只是工作、學習和家庭,還包括了心理健康、社交甚至性生活。比方說,在各國紛紛公布程度不等的居家隔離政策之際,網路上便有笑話指出,2020年年底我們將目睹「冠狀病毒嬰兒潮」,而到2033年時他們會成為所謂的「隔離世代」。這個笑話背後的假設自然是,在隔離期間無事可做的伴侶們會有更多時間和慾望進行性行為,進而導致懷孕。

但與此同時,逐漸解除隔離的中國則傳出離婚率升高的消息,包括西安和四川等省份都於3月時收到了許多離婚申請,儘管其中一部分申請可能於農曆年前就已提出,但因為疫情關係被拖延受理,許多人仍不排除,長時間的居家隔離可能使被迫獨處的伴侶們逐漸「相看兩厭」,引發衝突或使舊有的衝突加溫,進而導致關係破裂。

許多歐美國家自3月起開始實行隔離政策,法律與婚姻專家也紛紛提出這樣的擔憂,並且為同居伴侶們提供各種意見,建議如何在隔離期間維持親密關係的和諧和穩定,甚至是藉由更多時間相處,使關係更為緊密。

在香港的SARS疫情爆發一年後,研究者發現,倖存者們仍展現出較高的壓力、憂鬱與焦慮情緒。 圖/路透社
在香港的SARS疫情爆發一年後,研究者發現,倖存者們仍展現出較高的壓力、憂鬱與焦慮情緒。 圖/路透社

疫情壓縮公共生活

過去已有許多學者探討過公共危機情境對伴侶關係的影響。例如根據一項2002年的研究,1989年美國南卡羅萊納州遭颶風肆虐而被宣布為災難區的郡裡,離婚率和其他郡相比有所提高。在香港的SARS疫情爆發一年後,研究者發現,倖存者們仍展現出較高的壓力、憂鬱與焦慮情緒,而2004年香港的離婚率比2002年提高了21%。

另一項2012年的研究,則調查颶風卡崔娜對低收入女性的親密關係所造成的破壞性後果,但其結論同時也指出不只有負面影響,許多人認為災情帶來的危機,讓她們得以重新檢視自己的親密關係,使關係更為穩固。

這次疫情對於個人、親密關係和家庭帶來的影響乃是全面性的。除了具體的感染風險,和健康擔憂對個人造成的心理壓力及焦慮、恐懼等情緒外,各項防疫措施則重新形塑了我們的公領域和私生活。一方面,在家工作、出入禁令和取消大型活動等手段,使得各種形式的公共生活幾乎消失,人們的日常生活被限縮於以個人或核心小家庭為單位的私領域內。

比方說,德國提出了被稱為「兩個頭規則」(Zwei-Kopf-Regel)的人際接觸禁令,除非是同一家戶或同住的人,或有特殊照護需求,否則公眾場所內不得有兩人以上群聚,與第三人間必須維持1.5公尺的距離。

然而社交距離帶來的影響不僅限於肢體上的。這些公共生活面向對於我們的身心健康十分必要,我們失去的可能不只是社交接觸,還有自我實踐、成長,以及滿足不同情感和社會需求的機會。比方說,工作與同事間的接觸可以帶來成就感,我們也可能和友人分享一些不見得會和伴侶、家人分享的心事。儘管通訊科技讓我們還是有可能維持這些公領域的交換,物理距離、經濟能力和知識資本卻可能造成不同的障礙。

換句話說,人們如今必須把這些需求都投射入原子化(atomization)的親密和家庭關係內(或甚至只能自己消化處理),而這過量的需求往往可能催生出關係裡的壓力和衝突。

每一個人對於親密感的需求不同,有些人渴望密集的陪伴,某些人卻仰賴自我空間。 圖/路透社
每一個人對於親密感的需求不同,有些人渴望密集的陪伴,某些人卻仰賴自我空間。 圖/路透社

回到舊時的家庭樣貌

另一方面,過去數十年來,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女性主義崛起與福利國家的建立,我們的私生活逐漸仰賴著由政府或私人企業提供各種結構性支持——例如學校,讓我們得以把育兒、家務等家內的勞動外包,但疫情促使我們必須減少人際接觸,這些外包勞動變得不再可能,小家庭們於是回到了一個較為「原始」的狀態。如某些女性主義者所評論的,這場疫情讓西方社會的家庭回到了1950年代的樣貌。

白話地說,在疫情之前,大多數現代人——這裡指的主要是生活於西方社會這類已發展國家中的個人——的日常生活投入大量的時間在工作、社交等公領域上,並於這段期間內把某些私人的、家庭的工作外包給國家(如學校)、企業(如補習班)或個別勞動者(如付費保姆或清潔鐘點工),然後在每天的尾聲再回到自己的小家庭內,進行與伴侶互動、照顧小孩等親密勞動。

但疫情迫使我們改變這樣的模式,學校關閉後,家長得在家自行負擔起子女的學習,所有的家務工作也只能自己承擔,而過去每天可能只有日落後才見得到面的伴侶,如今必須24小時共處。許多人突然發現,距離果然會帶來美感,當自己被迫和親密伴侶長時間困在同一個空間時,對方竟然變得難以忍受——難道愛真的經不起考驗?

然而,就算是相愛的人,也有可能不想、不願花太多時間和對方在一起。每一個人對於親密感的需求不同,有些人渴望密集的陪伴,某些人卻仰賴自我空間。甚至,適當的獨處對個人來說其實是必要也健康的,在和自己相處的時間裡,我們得以梳理反省自己的情緒、思考,也才能夠增進對自己的了解,並透過這些瞭解自我成長,也進而和他人建立更健康的關係。

在家工作與自學的要求,讓許多母親蠟燭多頭燒。 圖/路透社
在家工作與自學的要求,讓許多母親蠟燭多頭燒。 圖/路透社

疫情讓人看清婚姻現實?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對於親密關係和家庭生活的影響,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強度。如許多評論指出,在家工作與自學的要求,讓許多母親蠟燭多頭燒,因為女性承擔了大部分的育兒和照顧家人的責任,如今在日常的打掃、採買和煮食工作外,她們往往還要安排孩子的學習、監督與協助做作業,並陪伴他們玩樂,然後再擠出零碎的時間工作。

這表示,就算這些女性的工作可以遠距離完成,她們也經常需要重新規劃自己的時間安排,甚至犧牲自己的工作效率。

網路上也流傳著,許多偉大的文學家和科學家——如莎士比亞和牛頓——都於英國遭瘟疫肆虐時,在「社交隔離」的狀態下完成了自己最偉大的作品,藉此鼓勵人們利用這段足不出戶的時間,實踐自己的目標。然而,不論是莎士比亞還是牛頓,他們都不需要負擔育兒跟照護工作。

此外,社群網站上也可以看到各種「迷因」(meme),講述母親們面對整日在家、不受控制的小孩時的崩潰心情,在人們覺得好笑或認同之際,我們也不得不問,爸爸去哪兒了呢?

另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各種講述「如何在疫情期間維持伴侶關係和諧」的文章,往往以女性做為主要對話對象,教導女性可以為彼此創造空間、促進對話,並練習傾聽。事實上,有評論指出,在家務勞動中,讓女性最感負擔與疲憊的是所謂的「認知勞動」,也就是家庭中各種計劃和任務的安排與協調。

女性往往被賦予家務「規劃者」的角色,負責讓家中一切事務順利進行,而如今我們看到,在疫情底下,女性還必須為親密關係跟家庭和諧負擔起「情感勞動的規劃」。

所以,離婚率的升高是因為女性終於認知到,自己在異性戀婚姻裡,面對的是一個毫不公平的處境嗎?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這麼說,如某些論者指出,疫情只是婚姻的照妖鏡,在隔離生活中觸發衝突的,往往是親密關係裡早就已經存在的問題——例如家務分工不平等,如今只是在疫情下獲得凸顯與強化。

但與此同時,若將此看成是個別親密關係和家庭各自的困難,卻也不甚正確。事實上,這可能反應了一個結構上的問題,並提醒我們必須重新反省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親密伴侶與家庭關係。

疫情對於親密關係和家庭生活的影響,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強度。示意圖。 圖/路透社
疫情對於親密關係和家庭生活的影響,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強度。示意圖。 圖/路透社

親密關係間的資本不平等

首先,「愛情」不會只有一種樣貌,與其追求某種特定樣板,更好的作法可能是透過溝通,了解彼此對於親密感的想像和需求為何,並依此在關係之中建立一個健康且合乎彼此期待的距離和空間。如果我們執意把「無法長時間相處」視為關係的負面特徵之一,可能會忽略了親密關係中的異質性,也限縮我們對於愛情跟伴侶關係的想像,因此遺失了打造不同相處模式的可能。

其次,經營一段關係、一個家庭——就算是核心小家庭——確實有許多「工作」得做,從具體的食衣住行到抽象的情感需求,這些工作不只仰賴個人能力與意願,也會涉及外在的資本,包括非正式的親友支持和獲取正式支持的可能性(例如雇用他人的金錢)。

我們也必須承認,即使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平等,這可能仍舊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強調最大生產值,致使人們在漫長的工時中被工作不斷消耗的狀況下,我們所擁有的、能夠分配給經營私領域(親密關係)的時間與能量自然受到了限制。

白話地說,當個人每天必須工作12小時,如何還能在工作之餘有剩餘的精力,來為伴侶準備一頓溫馨晚餐、一起分配家務,甚至談心以營造親密感?也正是因為如此,網路上長年流傳著「三機(洗碗機、掃地機、烘衣機)救婚姻」的笑談,強調把家務勞動外包給機器,有助於婚姻幸福和諧。

這說明的是,過去農業社會裡以大家庭為主,家庭內的勞動通常由較多人——儘管仍舊以女性為主——分擔,而核心小家庭失去了這類的非正式支持,就只能靠著資本來換取機器或其他勞動者的外援。然而,當個別家庭以資本決勝負、求生存的同時,缺乏資本的家庭則落入孤立無援的困境,「舊社會」裡還有可能獲得家人協助的他們,如今只能自立自強。

另一個資本如何影響親密關係的例子,則展現在空間之上。許多針對隔離期間親密伴侶提出的建議都會指出,空間上的區隔有助於建立界線,避免讓彼此感到窒息,比方說安排各自的工作空間。但對於居住空間已經很狹小的伴侶與家庭來說,這無疑是個奢求。尤其居住在城市裡的年輕伴侶,經常受制於高房價而生活空間吃緊,若雙方都得在家工作時,如何能夠「保持距離」?

居住在城市裡的年輕伴侶,經常受制於高房價而生活空間吃緊,若雙方都得在家工作時,如何能夠「保持距離」? 圖/路透社
居住在城市裡的年輕伴侶,經常受制於高房價而生活空間吃緊,若雙方都得在家工作時,如何能夠「保持距離」? 圖/路透社

賦予親密關係新的想像

這並不是說,沒有經濟資源的人不應該進入親密關係或成家,而是新自由主義政府與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每一個核心家庭都早已原子化,被國家與社會教導著,必須透過累積資本來自我經營,以維持幸福和諧:我們必須努力工作買房才能成家、金錢可以解決婚姻中許多爭吵,更能確保在培育下一代的時候領先他人。

這樣的信念決定了我們對於親密關係衝突的解方,即使是女性主義者討論女性的自由與選擇時,也往往難以擺脫這個框架。

然而,或許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除了親密關係內部的民主和平等——例如男女平均分擔家務——以外,我們還需要「解放」親密關係,讓親密關係不再受制於現有的想像。

一方面,也許一對一的異性戀關係並不能滿足我們,而一段關係裡勢必需要有更多人的「參與」,例如以開放式關係讓個人廣泛、多變的情感需求獲得滿足;另一方面,我們不應該繼續把每一段伴侶和婚姻關係當成彼此全然獨立、互不相干的單位,而試著在每一個「原子親密關係」之間建立更多的互助、支持和連結。

最後,在這麼做之前,我們必須挑戰普遍對「浪漫愛」的想像。當代社會經常用浪漫愛的概念來強化婚姻與核心家庭的價值:婚姻伴侶是一生最重要的人,婚姻代表白首不相離,也代表承接所有的照護工作。這個想像也讓我們相信,如果兩個人相愛,他們就勢必想要密集地相處,因此和伴侶一同隔離理當是幸福之事,所有感到不幸福的人只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

但或許,並不是愛經不起考驗,而是愛本就應該更為彈性,親密也能有更多定義,進而包容各式各樣的「斷裂」——那不是破碎,而是新的力量得以生長的縫隙。

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親密關係不再受制於現有的想像。 圖/路透社
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親密關係不再受制於現有的想像。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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