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溫暖避風港？疫情下看見家庭的限制與社群的可能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俗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席捲全球，為了抑制疫情，各國紛紛採取不同程度的防疫手段，其中一個扮演重要角色的措施是鼓勵人們保持「社交距離」，也就是透過限制出入、禁止大型集會和在家工作與學習等方式，減少與他人接觸。
這些政策讓當下全球有許多人都過著「隔離」或「半隔離」的生活，沒有了同事、同學或一同喝咖啡的友人，固定接觸的對象只剩下同住的家人、伴侶或室友。與此同時，儘管社交距離政策的目的是極小化人們透過接觸造成病毒傳染的機會，但經常也容許一定程度的「例外」，例如德國提出了被稱為「兩個頭規則」（Zwei-Kopf-Regel）的人際接觸禁令，規定公眾場所內不得有兩人以上的群聚，與第三人間必須維持1.5公尺的距離，但如果是有血緣的家人或同住一家戶的成員們則不受此限。
社交距離政策的設計自然有其「現實考量」，為了抑制病毒的傳播必須規避人際接觸，但也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獨自生活，因此已經同住的家人和伴侶便被自動歸類為可以「安全互動」的對象。另一方面，在這些政策背後，我們其實可以讀到一種古老的假設：家庭是最安全的避風港；即使我們被迫切斷所有的人際接觸，家人與伴侶仍是我們最親近的人，是我們可以——也必須——仰賴、依靠、扶持的對象。
然而卻有太多例子告訴我們，這樣的假設不僅不一定正確，更可能是危險的。
家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首先，對某些人來說，和伴侶一同隔離可能代表著危險和恐懼。隨著越來越多國家推行隔離與封城政策，全球都陸續傳出了家暴事件激增的消息。一方面，病毒和隔離帶來焦慮情緒、缺少社交生活等其他情緒出口、防疫措施造成工作不穩定的情況，構成了親密伴侶暴力的風險因子。另一方面，疫情期間大量的社會資源被投入防疫中，加上傳染風險的考量，受暴女性可能因此難以獲得協助和庇護——例如庇護中心可能不願意接收新案。最後，封城和旅行禁令也可能讓她們無法離開受暴環境，或可能因為擔心生計和安全，選擇留在暴力的環境中。
於是，原本是為了促進個人健康與安全而執行的防疫政策，卻反而置許多人於更大的危險之中，難以逃脫。其他人眼裡安全的避風港，成為這些女性的痛苦跟風險來源，那理論上是最親密、可以「安全相處」的伴侶，反而是她們最不想看到跟獨處的人。儘管在發現家暴事件遽增後，各國政府試著提出補救措施，但這顯示，在政策發布時，他們往往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可能，反而直接假設家庭勢必等於安全。
同樣的困境也反映在兒童身上，甚至，兒童可能因為缺少發聲管道更被忽視。全球每年有許多兒童遭受到暴力對待，其中很多施虐者來自於家中，包括父母。對於這些兒童來說，家庭不但不能保護他們的安全，反而代表忽視、毆打和虐待，而學校關閉、在家自學無疑是他們最大的夢魘。
有評論便指出，對於許多學生來說，學校是一個喘息與庇護的空間，是他們少數得以享有自由，並且不受恐懼和暴力侵擾的環境，隔離在家代表他們失去了暫時逃離暴力的機會。此外，這些受暴兒童很有可能也無法期待家人為他們安排自學課程、陪他們做作業，於是在其他同學繼續學習的同時，他們卻在這段時間學業成績落後。最後，學校老師經常扮演著守門員的角色，發掘在家中受暴的兒童並進行通報和轉介，如今被隔離在家的兒童就算受暴也無人知曉，更別提向外求助的機會。
「養育孩子需要一整個村莊的努力」
肢體暴力以外，未成年人也可能在居家隔離期間體驗到情緒壓迫、控制或隔離。比方說，對於不被父母接受、因而無法在家「做自己」的同志青少年來說，無法上學或參與其他社交活動代表他們難以獲得社群支持，這可能加深孤獨和無助感，對身心健康造成長遠的影響，甚至導致自殘或自殺行為。對於這些青少年來說，家從來都不是避風港，更不代表安穩與幸福。
除了受暴風險以外，疫情和防疫政策也置某些兒童於另一類困境之中。近日越來越多報導指出，在疫情蔓延到全球南方之際，相比於病毒帶來的威脅，貧窮和飢餓對發展中國家內許多低端與弱勢人口造成了更直接的危機。失去工作、少有存款的他們逐漸無法取得穩定的食物來源，而根據統計，全球如今有超過3億6千8百萬兒童因為學校關閉而無法獲得營養午餐，這將對他們的健康和生存造成巨大的影響。
這個現象說明的是，家庭並沒有辦法滿足個人所有的需求。在現代社會，家庭的維繫、正常運作與健康，往往仰賴許多來自國家和公民社會的結構性支持，例如由政府所提供的托育和經濟補助、學校和社區的協同合作。當疫情來襲，政府自動地捨棄這些舊有的結構支持，期待個別家庭發揮功能、自立自強，在各自的「小宇宙」內滿足家庭中每個人的需求，卻忽略了並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有同等的資源，「居家隔離」所昭示的，是他們各自立基於多麼不平等的基礎之上。
如同英語諺語所說：「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整個村莊的努力」（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然而新自由主義下的小政府原則，結合異性戀霸權對婚姻和家庭的崇拜與浪漫化想像，讓當代社會把家庭視為唯一且毋庸置疑的照顧單位，我們期許甚至要求個別家庭擔負起照顧自身家人的責任，而不是建立一個更為公共、合作與普及的社會扶持與安全網絡。在病毒帶來的公共危機之下，這樣的思維更是主流，但與此同時，它所帶來的問題也更被凸顯。
無家之人的「居家」隔離
當個別家庭必須「自力更生」，結果往往是「自生自滅」，且「生存」與「滅亡」不是機率與運氣問題，而是依據種族、階級、經濟資源、社會資本等因素所進行的一個不平等的篩選和排除過程。這表示，在巨大的社會網絡裡，某些個人和家庭可能永遠都沒有同等的資源和機會得以站穩腳根，只能身不由己地流失與消亡在縫隙中。
「待在家」這個防疫措施聽起來很簡單，但對無家之人來說卻是奢侈。移工、遊民、貧民窟住民、因為戰亂而流亡之人，以及其他類型的無產者並沒有固定、安全與合宜的住所，自然也沒有「居家」的可能。例如有媒體報導，美國拉斯維加斯的一間遊民收容中心因為出現一起確診案例而關閉，當地政府便將上百名遊民安置在一處大型露天停車場內。與此同時，身處希臘的難民面對著惡劣的居住環境、被縮減的資源，歐洲各國也因為防疫封鎖邊境而停止接受難民。
當其他人思考著如何打發時間、「豐富」居家隔離生活之際，家之於他們是一個如此抽象的概念。這再次指出，我們所認知的「家庭」是一個多麼不平等的概念，深深受到不平等的區域、國家與社會結構影響，在疫情之下，這樣的不平等又再次被強化。
重新想像親密感與社群生活
這並不是說，家庭完全沒有任何正面的功效，或是我們不能享受家庭帶來的支持和親密感。親密感對人們來說確實是重要的，而家庭也可能是重要的來源之一。但一來，我們不應該直覺地把家庭當成唯一的、最好的親密感來源，認定核心家庭勢必能夠保護我們免於傷害和危險；二來，我們也需要對家庭組成有更寬廣的想像：並不是只有透過婚姻和血緣關係才能夠形成家庭，很多時候，這些對象反而是和我們最不親密的人。換言之，有沒有可能，我們最希望一起隔離的人不是父母伴侶，而是好朋友，或甚至其他人？
更進一步說，也許透過疫情，我們可以看見當代普遍的核心小家庭——以異性戀為主、以婚姻為主要構成方式、並且作為個人情感和親密勞動的主要場所——早已存在良久的問題：過度迷信血緣、重視私有財產和個人資本、缺少社群的共享與協作、父權邏輯決定了家庭內部分工並造成權力不平等，等等。如果這個運作模式並不能最好地保證人們在危機時刻的生存和幸福，這是不是代表，我們需要想像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由於病毒乃透過人際接觸傳染，把人際互動壓縮到生活裡最核心的範疇就成為一個合理措施，社群生活變得不切實際甚至充滿危險。但與此同時，我們卻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社群的力量，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各種以社群為中心的自發性活動，包括幫助鄰人、組織物資等等。在家庭之外，人們需要更廣大的互助網絡。也許，我們應該開始更積極地想像社群生活的可能：更多的資源共享、相互扶持、支持照顧與情感交流，讓我們每一個人在未來，都能夠活在一個「村莊」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