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女人不好笑還是「不能好笑」？當女人用幽默取回話語權

近年來，「脫口秀」（stand-up comedy）這個喜劇形式在台灣日益受到歡迎，但與此同時也陸續引發一些爭議，如曾有脫口秀演員因為「地獄哏」而被批評缺少政治或性別敏感度，激起熱烈討論。那麼，既然脫口秀是冒犯的藝術，那是否應該不受政治正確拘束？幽默的邊界在哪兒？喜劇表演的本質又應該是什麼？

無獨有偶，在中國也有脫口秀演員意外「出圈」爆紅，觸發廣大輿論。脫口秀女演員楊笠因為經常在「段子」中以戀愛和「嘲諷」男性為主題而引起注目，她的金句之一「有些男人看起來明明這麼普通，卻那麼自信」在網上瘋傳，成為許多女性愛用的哏圖。

然而，在獲得不少觀眾共鳴的同時，楊笠也為自己引來批評，更在後續的表演中因為說出「男人還有底線啊？」「男人真難討好，我說你是垃圾你肯定不樂意，但我說你普通你也不開心」等內容而遭人舉報，理由是「煽動性別對立」。

舉報事件很大程度上涉及了中國政權體制下不民主的言論審查和管控機制，考量到這點，楊笠被舉報一事很難單純地被當成一個是否應該「讓喜劇歸喜劇、政治歸政治」的問題看待。但也正是因舉報行為在當地的嚴重程度，讓人忍不住探問：楊笠的表演內容，究竟犯下了什麼嚴重大罪，使某些觀眾如此憤怒？她真的如某些人所說，煽動了性別仇恨和對立嗎？還是她只是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但某些男性卻無法面對、承受這樣的「真相」？

又，即使某些男性確實因為楊笠的話受到了「冒犯」，但男性脫口秀演員以女性為題材的笑話也從來沒少過，更常常在遭到批評時以「不過就是個笑話」這類理由辯護，難道男性就比較高高在上、冒犯不得？

楊笠身上的火從去年一路延燒到今年。近日，楊笠為英特爾（Intel）代言，引發許多網友不滿，紛紛「出征」英特爾的官方微博帳號，這些反對意見認為，電腦乃是一個主打男性的商品，而英特爾既然是個以男性消費者為主的品牌，不應該雇用楊笠這樣一個貶低男性的人做代言人。

在英特爾不耐網友壓力撤下廣告後，中國網友們持續利用「消費者的力量」，在另一場楊笠參與的品牌代言活動中出聲反對，包括於直播活動進行時發言批評，以及利用客服要求廠商撤換楊笠等。然而，如果說在英特爾事件中，人們還可以用「客戶屬性」作為辯護，合理化對楊笠之打壓，後續事件卻完全無法自圓其說，因為楊笠這次廣告的商品，是衛生棉。

女脫口秀演員「冒犯」了誰？

某些人可能會認為，這些爭論單純就是鄉民網友們的無聊「炎上」，不值一提，但事實上，當我們細細思考整起事件時，卻會發現有許多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

撇開中國政治體制和言論審查機制的問題，以及網友們對楊笠的攻擊，到底是在合理地行使消費者權益，還是某種網路霸凌這些問題不說；單從性別的角度來看，楊笠的遭遇涉及的不只是一個脫口秀演員「好不好笑」或「受不受歡迎」，而是反映出了，在父權社會的性別結構下，女性在喜劇表演的場域裡，面臨哪些困境。甚至，更進一步延伸出來的問題則是：當一個女性主動表達某種意見、情緒和心情，而這個意見和男性所主導的文本不盡相同時，她會遭到怎樣的反撲和攻擊？

首先，楊笠究竟說了什麼，為什麼讓某些男人這麼憤怒？她究竟冒犯了誰、如何冒犯？事實上，回顧楊笠的表演內容，未曾有過任何直接攻擊男性的語言（如「垃圾」一詞出現時，一次是引述網友發言，另一次則是假設性語氣），更沒有針對過特定男性發表負面意見；相反地，楊笠多半是從生活小事出發，以自己和男性相處互動的經驗作為靈感，對某些行為和現象表達出疑惑與取笑。

但與此同時，楊笠也不吝嗇嘲諷自己，在「懟」男人的同時，她也譏笑那個「還是愛男人、想跟男人談戀愛」的自己，而也正是透過這樣的對照，她以清明卻也無奈的姿態，描繪出了當代年輕男女在父權性別規範下，所遭遇到的互動困境和衝突。

如同某些評論者指出，楊笠的段子其實並沒有宣揚任何「激進的」女性主義思想，即使她點出了父權社會裡性別互動中的許多荒謬之處，但她並未提出解方（這也不是脫口秀演員的工作），或鼓吹女性對父權體制做出更積極的反抗。憑良心說，楊笠的段子更像是對父權社會的小小抱怨，就像人們在下班之後在背後說老闆壞話一樣，隔天仍會認命地回去工作。但也正是這樣的掙扎之語，讓許多女性感到被同理、得到共鳴。

問題不在敘說的內容，而是聽者的迴響

而這個共鳴，或許就是「問題」所在。如楊笠自己所說，一個脫口秀演員的表演是否成功，仰賴於觀眾的反應，如果一段內容紅了，那多半是因為觀眾們在其中看見了自己生活的經驗與感受。

她之所以能夠引發男性眾怒，與其說是因為男性在那一場表演中、在楊笠說出那些評論的當下，感到受傷，倒不如說是，表演當下女性觀眾的掌聲、表演後反覆的複誦、哏圖轉發、引用，讓某些男性被反覆地提醒著一件事情：在某些（女）人的眼中，我竟然不是值得被仰慕、讚頌跟崇拜的對象。

在父權社會的性別想像下，男性經常被賦予一種虛假而錯誤的資格感，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可以獲得女性的情感支持與同理，不願意提供這些情感勞動的女性會被描繪成錯誤、不正常、「不像女人」的存在，甚至遭遇懲罰。但在楊笠的表演中，女性卻突然找到了一種聲音，表達出對這種資格感的不滿和挑戰，而多虧了網路，這個聲音得以一直不斷地被重複聽見。

說到底，楊笠引起男性眾怒的原因，可能並不是她到底說了什麼，而是在她說完那些「冒犯」之後，觀看她的女性（當然可能也有男性）笑了、同意了，並且藉此形成了一個共同體，而這個不仰慕男性、不以男性為尊的共同體，挑戰了父權社會裡，男性認定自己應該要永久占據的權力位階。

更進一步來說，某些男性之所以感到被冒犯，和楊笠所說的內容究竟是否「真實」無關，而是楊笠對男性的身分、位置、行為表現，主動地表達出負面甚至否定的意見，更透過喜劇表演的形式，邀請其他女性一起分享、形塑、傳播這個意見。

與此同時，以脫口秀作為意見表述的管道也帶有獨特的意味。和正面的意見交鋒相比，在脫口秀中，男性並不是一個被主動對話的對象；相反地，透過訕笑與諷刺，男性在表演中反而被徹底的邊緣化，不再是注意力的焦點與對話的中心——楊笠的表演是一個給女人的同樂會，男性無法插足。

更甚者，他們被評價、遭作弄，甚至被女性以一種略為「以上對下」的姿態對待，而這種對性別權力的顛覆，恐怕才是某些男性心目中，楊笠最大的「冒犯」與錯誤。

女人不好笑？

或許也是這個原因，讓幽默和喜劇一直被視為男性擅長和專屬的領域，「女性不好笑」這個假設不斷地被重複、強調。2019年時，甚至有學者發表研究指出，平均來說，男人「確實」比女人更具有幽默的能力。這項研究隨後遭到許多質疑和反彈，投身喜劇表演工作的女性認為這樣的研究，可能使女性更難在喜劇領域獲得機會與立足。

事實上，就算這項研究的數據發現確實為「真」，這也不代表男人「勢必」、「天生」就比女人更好笑、更幽默；相反地，這個結果可能是由許多結構上、性別化的因素所導致，例如幽默在女人身上不被視為美德，好笑的女人常常也被描寫成不夠有吸引力，女性進而不被鼓勵發展幽默的能力。因此，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並不是男人比較好笑，而是女人不被允許好笑，甚至當女人試著展現幽默時，常常會遭遇到不友善的對待。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女性脫口秀表演者崛起，喜劇表演工作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也逐漸受到關注。以美國為例，儘管有艾美．舒默（Amy Schumer）和黃艾莉（Ali Wong）等年輕女表演者出頭，並獲得如Netflix等串流平台的推廣，但脫口秀長期以來都被男性主導，少數的女表演者也經常是經過多年的底層奮鬥，才在年歲較大時取得名聲。比方說，在2014年時，紐約的知名喜劇俱樂部Carolines的表演者中，只有20%為女性。在台灣，2019至2020年間，網路聲量最大的20名脫口秀演員中，也以男性居多。

同時，女性喜劇演員也面臨其他隱性和顯性的性別挑戰。早期的女性脫口秀演員者經常必須採用將自己醜化的表演方式，並且選擇較為「溫和」、不帶威脅性的主題；直到當代，女性表演者仍經常面臨要把自己「去性化」的壓力，好讓自己被看成合格的、好笑的脫口秀演員——因為太過性感的女人勢必不好笑，而好笑的女人必然不性感。

隨著越來越多年輕女性表演者開始利用脫口秀討論「女性議題」、展現身為女性的驕傲，甚至宣揚女性主義，她們也經常遭遇質疑。例如男性同儕會建議她們不要選擇太過極端的主題，因為這樣的題材讓（男性）觀眾無法共鳴；或者，當女性以性和身體為主題時，可能會被批評太過露骨、不恰當，女性更會被建議不應該說太「低級」的笑話。而當女性在表演中融入女性主義思想，或是對男性和性別規範提出批評與挑戰時，她們則變得「太具有攻擊性」，或是像楊笠一樣，「煽動性別對立」。

此外，還有一些性別規範則以更隱晦的方式出現。比如以女性生育與哺乳經驗，以及自己的家庭和性生活為題材而走紅的黃艾莉，曾於一場訪問中提到她經常被問，當她以這些內容為笑話主題時，她的丈夫有什麼感想？但一直以來都不乏男演員以自己的妻子、性生活和家庭當題材，這些男性卻鮮少遇到同樣的探問。

幽默的資格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並不是女人不好笑，而是對一個女性來說，幽默的「門檻」相當的高：在父權社會的眼中，只有特定樣貌的女人才好笑，而且女人只能透過特定的方式和主題來展現幽默。當女人的幽默感威脅到男性的主導地位，或者女性企圖透過幽默表達自己的意見，進而搶回了幽默的主導權與發聲的機會時，她們就變成了不好笑的女人，甚至更慘一點的狀況是，必須要被攻擊和消音的女人。

隨著越來越多女脫口秀表演者受到觀眾歡迎，這樣的規範和反撲可能會越來越強烈，因為這不只涉及了「誰好笑」這個問題，在爭奪幽默「資格」的過程中，真正關鍵的問題是：誰可以以一種自娛娛人的方式，主動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哪種性別的人又有權力，在這些幽默和作弄中，形成共同體、開一場同樂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