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擊一切成聖的，是諷刺喜劇的精神——博恩與鄭南榕「地獄哏」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與喜劇最有關係的爭議，應是當時的白人候選人川普在電視上公開表示，同為共和黨卻總意見不合的馬侃不是什麼英雄，他是被俘虜之後才變成英雄，川普說自己「喜歡沒被俘虜的人」。

正如當年義憤填膺的共和黨反對者指出，馬侃在參與越戰期間曾被北越軍俘虜，當時已是軍官又是名門之後的他，堅拒越軍的公關手法，要求必須釋放同營戰俘後才答應被釋放。馬侃的舉動在當時被認為是以命相繫的英雄之舉，川普因此罪加一等，更加深人們對他毫無人性的看法，但並沒有特別影響他的支持度。

當然，許多人顯然是刻意忘記，2008年馬侃與歐巴馬競選總統期間，當時聲勢如日中天，被認為屬於進步派／民主黨陣營的黑人喜劇演員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在他的HBO喜劇特輯中也講了幾乎完全一樣笑話的紀錄

然而，當時觀眾卻是全場歡聲雷動，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的政客，也沒有太多人予以反擊。相對地，洛克在喜劇特輯與其他公開場合使用、甚至允許其他白人演員使用N*****（中文譯為「尼哥」，而在某些對脈絡無知的場合受到廣泛使用）的黑人蔑稱，則受到包括民權團體等進步派的攻擊，飽受爭議，但他反而藉由這種爭議身份繼續職業生涯。

甚至，在2016年，因黑人電影工作者抗議奧斯卡提名演員身份不夠多元，而群起缺席頒獎典禮時，當時上台主持該年典禮，搭起兩邊爭端橋樑的，正是洛克。

喜劇演出促進社會進步？

英文世界喜劇中，具有代表性的演員們，絕大多數都是靠著打擊當代道德界線——不只是保守道德，同時也包括進步價值與禁忌——來拓展語言視野，逼迫觀眾思考各種社會不願觸碰的圖騰為何存在。

站在這個位置上名利雙收的演員，姑舉數例即有：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比爾・馬厄（Bill Maher）、莎拉・席佛曼（Sarah Silverman）、瑞吉・葛文（Ricky Gervais）、蜜雪兒・沃爾夫（Michelle Wolf）、蒙提・派森（Monty Python）演員群等等。

此外，尚有對台灣觀眾而言較為溫和的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他的幾個HBO喜劇特輯內容也可說是狂野不羈，無論是性別、政治、宗教、種族、生死、戰爭、人身攻擊、黃色新聞、情色暴力、精神疾病、肢體殘障、歧視心態等等，以至於大屠殺、納粹、法西斯、美國軍事主義、中國民族狂熱等等各方面的話題與圖騰都被他作為節目題材。

實際上，很有可能是到了被稱為美國進步派最重要名嘴的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主持帶狀政治喜劇節目Daily Show之後，加上風格較傳統的傑里・賽恩菲爾德(Jerry Seinfeld)、琥碧・戈柏（Whoopi Goldberg）等，與逐漸高度政治化的各台夜夜秀，以及由他帶起的約翰・奧利佛（John Oliver）、史蒂芬・荷伯（Stephen Colbert）、薩曼莎・比（Samantha Bee）、特雷弗・諾亞（Trevor Noah）等人共襄之下，政治考量——包括有意識地篩選打擊對象、主題闡述策略與用詞冒犯程度等——在喜劇中的比重才逐漸增加。

大致自2000年起的這段時間，常被認為是美國政治喜劇的黃金時期，其與進步派支持群眾的貼近程度，甚至讓許多人宣稱保守派無喜劇，也被認為是進步派佔據論述場域高地的證明。

諷刺的是，很可能以嘲笑布希政權起家的這股風潮，並沒有讓進步派的主張與政策更容易推行，甚至無法阻止美國在2016年時選出史上最好笑的共和黨總統。而其原因，很有可能正是川普總統毫無責任可言的高強度喜劇演出本身。

諷刺喜劇作為消費商品

然而支持群眾的共通之處，同時也限制了這些喜劇的發展空間。

據美國政論雜誌The Atlantic於2015年討論相關主題指出，美國校院習慣在「全國大專院校活動協會」年度大會上集體預約採購喜劇表演的制度，加上校園觀眾普遍易受刺激而徒增反感，造成喜劇演員必須在每年各校代表面前自我推銷時，需事先自我審查使用題材，避免碰觸可能的禁忌話題，以求最佳的「販售效果」。一位男性喜劇演員便表示，自己必須刪除發跡時曾用過的性病與亂倫主題；而此，便是該制度下所造成的自我審查。

美國喜劇發展至今，已經與早期的百無禁忌的表演內容有了巨大差異。簡單說，用感受性來決斷，並以資金作為限制喜劇演員主題的現象，只是當代消費社會的正常交易行為而已。然而，令人不解的卻是，早已未能同日而語的喜劇表演，卻屢遭拿來當成促進社會變遷的支持動力。或許也是言過其實。

畢竟所謂的進步派，在漸次掌握論述與詮釋權的同時，卻逐漸失卻衝擊社會道德圖騰的興趣，社會便無從透過喜劇演出拓展語言邊界、甚或促成進步的空間。

地獄哏與「美國喜劇」

回頭來看博恩近期的「地獄哏」爭議上，據網路上一則截圖指出，博恩似乎提及「在陽間燒掉的東西，在陰間也會出現一份，那陰間是不是有兩個鄭南榕」而造成爭議，如果像某些辯護者拿美國喜劇來予以開脫，其實是觸及了相當厚重的歷史參照；不是僅祭出「美國喜劇」四個字，就可以有了標準制式答案。

有些人認為，應將其發言場合視為判準之一，這也不甚正確，畢竟博恩已經是存在於公眾層次的指標性人物，而職業喜劇演員所用的談哏，除了某些特殊限制下，像是美國演員常出席的頒獎或白宮記者晚宴等場合之外，也很少有自限於單一時空脈絡的慣性。

另一方面，獲獎無數的傳奇演員喬治・卡林在公開場合多次演出，關於廣告催眠曲的段子，結尾就常以肢體動作演出消費者被廣告業者肛交的畫面。他也曾在不明所以的段落裡，拿智能不足者、肢體障礙者、女性主義者、家庭寵物、親屬關係來取笑，而作為表演ending，又總是落在針對這些群體的肢體或心理「殘缺」上。

又如羅賓・威廉斯曾經取笑甘地的絕食、藏人的自焚、暗示德雷莎修女的私生活混亂、對非美國種族或國家大開地圖炮；瑞吉・葛文（Ricky Gervais）則時常嘲弄肥胖者、同性戀者，還拿大屠殺時期《安妮的日記》作者等受害族群成員來開玩笑。

就這些段落看來，裡面既無某些人宣稱必要的「救回來」等手段、從未顧慮所謂由下往上的政治考量、也不曾補充當事者事蹟，或解釋他們的個人掙扎或對社會貢獻。百無禁忌、想噴什麼就噴什麼，所謂的救不救的回來、或是讓消解政治不正確的尷尬，向來不是這些喜劇演出需考量的。

而在台灣有許多人認為可以採用不同方式來「補足」博恩的笑話，這種方法創造出來的位置，則類似上文提到較保守、針對某一政治群體的喜劇演員，但喜劇演員不只有一種，博恩的選擇顯然應該由他個人加以考量。

攻擊一切成聖，是諷刺喜劇的核心

事實上，攻擊一切成聖的展演，在人類歷史上不曾缺席，從18世紀開始大放異彩的諷刺喜劇，更以這種精神作為重要的核心精神。

必須闡明的是，所謂好笑與否，在突破性語言中，只是創作者如何操作論述引領觀眾突破圖騰封鎖的技術性成果；保守語言同樣可以達成好笑的效果，這就是為什麼像《全民大悶鍋》、《眼球中央電視台》、川普與韓國瑜等政治演員，或所謂另類右派（Altright）的網路養成，以及以及不斷孳生、談哏高度重複，導致內容缺乏新意，用意只在不斷確認某種政治立場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廣泛歡迎，也都只因為被認為「好笑」。

因為「好笑」並不總是等於諷刺喜劇，也有可能只是社會或具有政治目的團體主導的刺激－反應訓練過程的一部份。

以較廣的視野看來，諷刺喜劇的發展歷程中，在宗教社會中攻擊聖名與聖徒、貴族領地裡嘲弄戰士光榮、封建國家裡貶抑護土領主、選舉體制下否定民心所向、挖苦慈善家、鄙棄中產階級思想、揚棄知識、醜化德行、對勞動者刻薄以待等等，凡受尊敬的，都終究會成為取笑的對象，而且背後從未存在過一套共通的精神價值。

拿已經成聖的價值來審視諷刺喜劇的界線，不過是具體指出諷刺喜劇的下一個打擊目標何在；與其說是對諷刺喜劇的批判，不如說是成為諷刺戲劇亟欲推倒的聖牆。以成聖的價值檢驗諷刺喜劇，就算勝利，達成的效果不過是框架了喜劇範圍；事實上，就是施加一套反對喜劇發展的道德訓令。

這種訓令成功之時，就是社會裡喜劇的跛腳之日，但同時也是喜劇萌發的原點，以及喜劇帶來精神解放的契機。

如果我們對歷史還有點關照，就知道博恩毫不值得同情，資本體制下的喜劇下場昭然若揭毫無懸念。

真正的喜劇演員沒有被同情的餘地，只能好好磨練自己，或也可以幫我們做好心理準備，迎接下一個優秀技師的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