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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政治始終來自垃圾語言

媒體和民眾在大選後對高雄市長韓國瑜道成肉身的瘋狂執迷,記錄了許多毫無原則可言的垃...
媒體和民眾在大選後對高雄市長韓國瑜道成肉身的瘋狂執迷,記錄了許多毫無原則可言的垃圾語錄。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如果回到318運動那段時間傳出的訊息,我們看到毫無疑問的國家軍警暴力、看到無數感動人心的行動與影像、看到幾乎所有足以構成一場偉大運動的元素,以及運動者與反動陣營的針鋒相對等等,這些認知至今未變。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作為烽火中心的立法院,如何作為問題爆發點與抗爭對象,突然轉變為「允許」群眾抗爭,再轉為抵抗行政權基地的狀態變遷。這個部分似乎不被認為是運動的轉變,而較是依循情勢,特別是在政府暴力鎮壓事件後的發展。

但是,若我們問這場運動的目標為何,就會顯示出幾乎沒有事實支持,完全依循語言情勢的轉向:當時大部分的支持者可能會說是「反黑箱與反資本壓迫而不是反中」;反對者可能會說「不過就是反中而不是反黑箱」。而若今天再問,可能大部分支持或反對的聲音,都會同意反中的確是最重要的目標,或至少不反對讓這些目標並存。

換句話說,當年激烈的正反攻防,運動方企圖用口號徵集群眾並抵禦反對聲音;質疑者提出明顯的趨勢,卻受到運動者否定排斥的現象,幾乎已失去一切政治價值。政治攻防當然持續至今,但恐怕對歷史誠實的行動者已經剩下不多,而事件過去尚且不到一個世代。

台灣與中國敵對的歷史超過百年,反共復國或反共建國的政治基礎也有近80年的傳承,真要說反中或反共,並非天馬行空,甚至可說是上個世紀以來,在台持續最久的政治意識形態之一,比起質疑政治程序甚至資本主義體制的歷史,要更扎實許多。

但在這個可觀察到的政治現象底下,理應代表某種政治態度或政策走向的政黨、意見領袖或輿論觀點,卻不斷製造原本並不存在的連結、毀棄曾謊稱自己據理力爭的邏輯、並交相指責彼此放棄原則,因而產生無數的「垃圾語言」。這些垃圾語言,不但嚴重污染政治場域,還會取消政治原則的有效性,讓個人得以固化政治信仰,而不需倚賴價值、原則或邏輯推斷。

垃圾語言的政治傷害

在政治批評裡,垃圾語言一般被認為不具備太大的重要性。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這被歸入街談巷議的範圍,根據言論自由的原則無法予以管理,在實際上難以監控,採行有效的監控措施又近似於集權;另一方面,這並非某種僅限於某一階層的現象。

垃圾語言不僅出現在日常生活之間,在理應對語言更為小心的媒體與政客官員身上也可見到。例如媒體可見在大選後對韓國瑜或川普道成肉身的瘋狂執迷,政客則像是近來總統與閣揆毫無原則可言的垃圾語錄。

甚至以語言作為生涯的學者,除了一般政治名嘴或智庫等客製化知識的賣家,還有熱衷於曲解文本並藉以合理化自身空泛立場的學者,如推銷中國因素一詞,卻任其作為歧視語言濫用、卻不予反省調整的吳介民,或近來將惡性男性素質扭曲為克服挑戰必備心理素質的齊澤克等,都不時會採取這類行徑,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宣傳訊息。

當然,許多人表示過垃圾語言不過就是為了宣洩,對發言者或閱聽人的心理狀態具有療癒的作用。但這類語言指向的並不只是虛無,而有著實際且常被刻意忽略的政治效果。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對政治語言毫無原則的運用,每一句都足以癱瘓所有相關的政治原則。

例如,對國家暴力提問的框架被扭曲成「是不是人民自找的」,自然使人忽視國家暴力的結構性因素,並且在情勢轉變時,讓人民更容易轉而倚賴國家暴力作為遂行其他政治目的的力量;或當勞工運動被指為第五縱隊擾亂台灣政府管治的結果,甚至連勞工年假都被認為只能是政治意識錯誤的紀念日時,結果就是勞動條件至今低落、勞動意識發展與團結抵抗行動依舊窒礙難行,而這甚至可以被當成現任政府的政績加以宣傳。

另一方面,在絕大部分政治原則都告癱瘓之後,可供選用的政治論述只剩下找不到攻擊著力點,只能越打越抽象的空話。而若溯及歷史,常常也就是將空洞政治語言作為歷史遺產的行徑,造成政治原則難以落實的現狀。

人們可以懷念鄭南榕提出的百分百言論自由,或回憶反對刑法一百條運動、反對社維法的運動等,卻同時支持以公開言論決定是否涉及叛亂,或認為應以公序良俗作為藉口裁罰新聞頻道。人們可以不斷回憶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期,基於敵我認同導致的國家暴力行為,卻依然不斷纏祟在認同爭議,並召喚國家暴力來管制排除。

人們可以操弄納粹符號作為政宣裡的負面表徵,重複喚起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卻同時追捧自己所認同的極右派法西斯言論。意識虛幻的程度,連假意反省納粹等法西斯主義的台灣重要政黨,都以認同為藉口,提出主動取消人民公權的法案,甚至還受到台灣人權促進會重要幹部的附議。

垃圾語言製造的政治垃圾

發展至今,越來越虛無的政治反而更需要越來越刺激的語言。變本加厲的後果,就是倚賴歷史知識卻無意發展反省意識,進一步製造出隨時可拋的政治垃圾。在野時痛責政府拿中國恐嚇人民擴增軍購,上台後與前執政黨立刻豬羊變色。為了阻礙獨立公投而設計的法案被認為是鳥籠,結果好不容易放寬後,等到公投結果不如己意便急著要限縮,甚至連台灣前途人民自決的曾經共識,如今都不知伊於胡底。

結果,在幾次權力轉換之後,所有曾經被視為不可動搖的政治口號都告癱瘓,而人們依舊使用同樣的精神來堅持明擺著不可堅持的事物。在政治選舉時攻擊對方政治化;一邊打擊勞工又說自己心愛勞工;一邊假稱反對空汙又毫不理解環保意識;彷彿相信人權不能公投卻還是對人權公投失利的結果患得患失;轉發無稽圖文的同時高喊打倒長輩圖,更學習中共精神把假新聞通通歸給境外勢力資本操作。

於是,時代更加躁動,論述更加空虛。這當然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美國選出川普、英國公投脫歐、高雄擁抱韓流等等,都具有非常類似的空泛論述實體化的效果。但當無數的政治社會領袖和輿論風向都只剩下可拋式的理念價值,直到除了強迫性失憶症之外,沒有任何方法為支持對象自圓其說,但永無休止的投票活動又逼迫人民必須做出決斷。

如果我們再不反省自己口稱理想其實不過強化敵我矛盾的現實,在政治思考中全面拋棄這個偽稱理想的混沌區塊的話,這般看來,打著政治0分經濟100分的無效口號,繼續選出能刺激政治味蕾的言論代表,顯然是當今選舉制度下最合邏輯的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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