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文／女孩們都到哪裡去了？一名旅外女性學者的觀察
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之一只是個副教授，剛好又是女的，學界一片譁然：能做出得諾貝爾獎的研究，怎麼會升不了正教授？而這位史崔克蘭（Dr. Donna Strickland），僅是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113次（212人）以來的第三位女性。學術界這樣的性別失衡，你說該不該擔心？
其實越來越多的女性投身學術，然而在金字塔的頂端多半還是男性的身影。就連我任職的文學院，教書的時候放眼望去多半是女孩，但院務會議裡兼任管理職的教授卻泰半為男性。到底從教室到教授辦公室，女孩們都到哪裡去了？
高成就女性的「冒名頂替症候群」
史崔克蘭本人在受訪的時候，僅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已拿到終身職，所以沒想到要申請升等。當然她個人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只不過這絕不是單一事件。我的同事就告訴我，她有一名男同事即使資歷尚未達標，每年都固定申請升等；反倒是資深的女同事總是要系主任特別鼓勵，才願意申請升等。
為什麼學術界的女性不若男性積極升等呢？學術界的升等其實跟業界不同，不是老闆看你的表現決定升你的官，而是位子一直在那裡，要自己決定什麼時候申請升等。過程中得細數自己的豐功偉業，努力去說服別人自己有多麽優秀，多麼實至名歸——這對許多女性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研究也顯示高成就女性常有所謂「冒名頂替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她們相信自己的成就不是因為自己的能力好，而是因為運氣好。而升等的申請表，就像「濫竽充數」裡的獨奏一樣，得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許多高成就的女性明明是音樂家，卻自以爲是得逃之夭夭的南郭先生。
我自己也身受冒名頂替症候群之擾，常常懷疑自己怎麼拿到這份教職的。我不是名校畢業，身旁的同事也不乏哈佛耶魯牛津劍橋之輩，申請這份工作的時候，他們到底是看到了什麼我看不到的東西，願意聘我？要是他們發現我其實能力不足那該怎麼辦？工作的頭幾年，每天過得提心吊膽，深怕他們會發現我南郭先生的真實身份。
等到做久了，我才開始慢慢瞭解自己只是英文沒有他們好，能力並不會比他們差。一開始寫評鑑或升等報告時也抓不到訣竅，總覺得「滿招損，謙受益」，做人還是謙虛一點好，不要太招搖。後來看了一些同事的範本才發現，太謙虛人家是看不到你的優點的，得練習不卑不亢地客觀敘述自己的成就，自然流露的自信才是王道。
學術界的「玻璃天花板」
性別失衡也常見於學術界的分工。跟家庭內的家務分工一樣，不知道為什麼雜務總多是擔在女性身上。在史崔克蘭的新聞出來之後，我好奇上網查了她的網頁，一眼就瞥見她教的正是大一必修的力學。大一的基礎課程雖然容易，但是其實最難教，因為新生對於環境通常還不適應，課程內容又得生動有趣，不然學生上完就後悔轉系了。所以，像這種需要有愛心有耐心的工作，就會「不小心」落到女性同仁的身上。
在我任職的學校，這樣的情形也是屢見不鮮。勞力密集的初級課程都是女同事教，研究密集的高階課程都是男同事在教，等到升等時大家只看得到一篇一篇論文的點數，不大有人在乎一朵一朵辛苦灌溉的小花。一般來說，也較常見到學界女性花心神在照顧後輩、輔導學生，我的每個女同事們辦公室桌上都有一盒面紙，因為總在不經意的時候，會有脆弱的學生在辦公室會面時哭得梨花帶淚。這些工作女性們都做得心甘情願，但卻從來寫不進評鑑表格。
如同業界和政治圈，學界也是有所謂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女性步入領導職有一道衝不破的障礙，這也許也是許多工作已經穩定的女性學者，不願進一步往這方面發展的原因。雖然21世紀都已經過了五分之一，大多數人還是習慣讓男性領導。
同樣要求下屬，男性是領導力強，女性則是跋扈專橫；同樣運籌帷幄，男性是雄才大略，女性卻被叫做奸詐狡猾；同樣追求工作家庭平衡，男性是顧家好男人，女性則是恪守本分；男性流淚是有血有肉，女性流淚則是情緒化。社會給女性不同的期待往往讓女性感受到無形的壓力，而對領導職望之卻步。做好自己的研究，教好自己的書就好了，人活著何必這麼辛苦？
小結
幸運的是，在我所工作和居住的環境，不乏優秀的女性領導者，為我們示範溫柔而堅定的力量。紐西蘭總理阿爾登在幾次領導國家度過危難的時候，展現出她無比的同理心和清晰的條理；我自己的系主任不但是個研究優異的正教授，也讓我看見她強勁的韌性卻不失優雅的關懷。
雖然在這些位子的女性還是少了些，但總是有這些好榜樣告訴女性們，其實我們也做得到。如果我們喜歡教大一力學，當然就義無反顧地去教，但是不要讓其他人定義那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原文授權轉載自「女科技人的美麗心世界」，原標題為〈女孩們都到哪裡去了？ 一個旅外女性學者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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