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關城市，無涉幸福——評何蔚庭《幸福城市》

馬來西亞出身的導演何蔚庭曾在紐約大學研習電影，之後以台灣為創作基地。在處女作長片《台北星期天》（2010）獲得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肯定後，接下來因拍攝計劃失利，導演在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四處幫人拍片還債，有些作品甚至不願意掛名，直至八年後推出的新作《幸福城市》，才成為意義上擁有創作自主權的第二部作品。

本片做為台韓法三國資金的製作，在台灣上映前已在加拿大多倫多影展亮相，並拿下影展的「站台」單元大獎（Platform Prize）。從導演的身份和作品的國際班底與資歷，《幸福城市》處處顯露出有別於一般台灣電影的國際化傾向。

三段式倒轉結構的類型引用，與離地的政治想像

影片採用三段故事的倒敘結構，描述發生在主角張冬陵人生不同階段的三個夜晚。據導演訪談的說法，這種敘事方式一部份的靈感，是來自於法國導演加斯帕諾埃（Gaspar Noé）的驚世暴力作品《不可逆轉》（2002），但我認為更相似的作品是韓國導演李滄東的舊作《薄荷糖》（2000）。電影不斷倒轉往回探究主角人生中每一階段的生命歷程，追問究竟是怎樣的過去造就了角色的悲劇人生。而李滄東正是在多倫多影展頒獎給《幸福城市》的評審之一。

《幸福城市》可能並不一定和《薄荷糖》有關聯，兩部片重要的差別，在於李滄東採用對特定歷史的回望角度，觀眾眼見每個時代的社會樣貌，其實都是加深主人公悲劇的原因，角色的故事因此也是國族的寓言。《幸福城市》有著類似的劇情結構，以未來—現在—過去作為時序安排，多了對未來社會的展望視角，卻因為取消和台灣現實的具體連結，而變成一種離地的想像。

第一段的中年老張（高捷飾）生活在有如反烏托邦科幻電影的近未來城市，人體植入晶片的設定讓人想到《關鍵報告》（2002）裡的眼球身份識別和《1984》式的社會監控，或許多少符合近年對中國信用社會發展的觀察，但更多是如科幻影集《黑鏡》般的普世寓言與科幻電影類型的引用操演。在韓國取景的異質老舊街巷，紅燈區的冷艷霓虹光影，和西方臉孔應召女子呈現的種族混雜，都像是引用自《銀翼殺手》（1982）的未來想像。

第二段的「現在」描述年輕警察小張（李鴻其飾）抓到一位在便利商店行竊的外國女子（Louise Grinberg飾），卻意外展開他人生最混亂的一夜。電影從前段的絕望科幻未來轉換成灰色的警匪類型，角色經歷惡夢般的暴力現實，逼人的不倫、敗德、暴力，逃逸而出的幻夢和性愛，都體現在夜色迷離的光影，與新黑色電影視覺風格的運用。

同樣第三段的「過去」延續了警匪黑幫元素，大姐頭（丁寧飾）在街頭巷弄閃躲警察的追捕，是台灣電影少見流暢的追逐場面。她和偷車的高中生小小張（謝章穎飾）一起被拷在警局，意外上演一場親子相認的人倫悲劇，演員的精準演出調度到充滿情緒張力的結尾皆令人難忘。

何蔚庭導演善於將異國卡司、西方電影類型語言與亞洲都市情境做跨文化結合，然而國際風格下與之而來的，是不接地氣的架空感與角色核心情感的缺乏。東西方的交會，留下還是離鄉的掙扎更屬於某種泛亞洲的焦慮。當然電影不必一定要和台灣情境緊密連結，但後面兩段挪用的台灣場景和懷舊元素，也因此缺少明確的文化意義。這城市可以不必是台北，純粹是類型戲劇的展演舞台。

封閉的人性刻劃，與形式的另闢蹊徑

單純從角色本身的故事來看，老張一方面想念著多年前和另一女子萍水相逢的一夜情緣，一方面又不斷追問妻子到底睡過多少個男人。背後的心理動機，則追溯到小張當年目睹妻子和警官上司偷情，以及隨後被同事暴力構陷成為警局貪污的代罪羔羊，加上小小張童年時母親的離去，到最後的生死相隔，張冬陵身為不斷被剝奪的受害者，報復似是他唯一的生存動力。貫穿全片的老歌《愛不要給太多》，諷刺地道出人性的悲劇是一種宿命，幸福的本質就是虛幻，你給出的愛必然會落入空無。

然而這樣簡略直白的人性悲觀論調，缺少角色和社會現實之間的價值對抗，實在難以經得起「幸福城市」這名字所可能隱含的政治命題。若和韓國許多「復仇電影」相較，本片對人性的琢磨，也沒有呈現受害者與施暴者複雜的立場論證，或是跨越暴力尺度下的道德曖昧，與無法逃脫的宿命感。當然觀眾永遠可以從各自的生命經驗與政治觀點，去解釋三段故事的情境，但電影脈絡下呈現出的主角，仍然只是一個單調、傳統的受挫男性敘事。

導演對生命悲觀本質的偏執，卻也很有意思地反應在電影的形式上。在電影開場的鏡頭，攝影機從下往上對著大樓頂端天空的一片空無，接著一名男子的身影從高處落下，直撲畫面而來，在鏡頭前摔個頭破血流。這略顯驚嚇的設計，正暗示著潛藏在空無之中突如其來的暴力。

於是在第二段小張臨時回家見妻子，在打開房門之前，我們完全可以猜到他必定會看到什麼。連同第三段的結尾大姐頭從車窗遠望小小張的畫面，當畫面背後突然現出一片空洞，看似突如其來的轉折，其實也在預期之中。

這些設計反應出何蔚庭導演一直以來對形式與影像的執迷，比如電影少見地使用35mm底片拍攝，全片卻充滿過剩到像是刻意製造出的影像雜訊，為畫面鋪上了一層干擾視覺的材質。這層干擾在第一段中，讓記憶與幻覺有如網路視訊的馬賽克般忽隱忽現，意外地貼合對未來世界虛擬數位化的想像。

然而在第二、三段中影像雜訊就失去明確的意義，一個可能的詮釋是，干擾是為了讓觀眾意識到影像本身的存在以產生疏離的效果，但情節原本就充滿不斷要求觀眾進入故事的情緒操弄，兩者間產生一種怪異的矛盾張力。

以身體、時間與空間構築而成的電影迷宮

從這角度切入，可以更清楚地察覺到三段故事在形式上的呼應，與彼此敘事隱約的連結滲透，構成了電影情節之外另一層的意義結構。

如小張和異國女子一夜的記憶，如何在未來繁殖增生成紅燈區中多位面孔相似難辨的應召女子；或是老張對胎記的執著，如何牽連到小小張和母親之間的身體連結。未來世界手腕植入的晶片可以取代本人的存在，身體可以不斷透過醫學技術美化與改變，但是肉體的疼痛與記憶，卻也是錨定人的存在與主宰情感的神秘根源。第二段中的肉體暴力與性愛，因而成為兩位語言不通男女之間微妙的感官連結。

若是看本片在空間和地理上的處理，三段故事都發生在封閉的情境，行事動機和空間場景一段比一段限縮。從城市轉換到家庭、警局，到最後一段小小張和大姐頭被拷在柱子的兩側，以及結尾兩台車內各自分隔的空間與相互分離的移動，都暗示所有角色陷入了不由自主的困境。

又或是未來老張的女兒即將移民國外，和現在小張與外國女子遠走高飛的約定，連結到過去剛從國外回來的大姐頭。這種家鄉與異鄉，留下或離去間的各種取捨與無可奈何，在架空世界中形成宿命的結構。大姐頭試著安撫卻也無法向小小張解釋為何母親無法歸來。所有人做出的選擇和原因已不再重要，反正到頭來都是不值得的。

《幸福城市》就像是個自我證成的悲劇故事，也是透過身體、時間與空間構築而成的電影迷宮。導演何蔚庭對電光幻影的偏執迷戀，透過銀幕向觀眾直衝而來，雖然仍舊難以彌補劇本的不足，卻有種理不直氣仍壯的能量。

我還是私心期待未來導演能有更好、更完熟的劇本與故事，拍出更令人信服的作品。只是不確定何蔚庭下一部作品是會更落地，還是會走向更為國際化的風格？

▲ 《幸福城市》電影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