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力軒／郭台銘主打台灣經濟牌？說不清楚的群創光電爭議
今年4月中旬，台灣首富、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宣布參選總統，引起政壇和商界的震撼，也勾起社會各界對郭台銘個人以及鴻海集團各個面向的討論。
除了引發國際關注的媽祖託夢外，鴻海集團所代表的壓低成本的代工模式以及高壓的管理風格，對勞動條件以及台灣整體經濟過去到未來的影響，也引起許多議論。
無獨有偶的，今年3月中中研院研究員吳介民出版了《尋租中國》一書，對鴻海崛起所仰賴的廣東模式做了非常深入的總結式剖析，引起很深刻的迴響。
所謂廣東模式，指的便是跨海峽的台商（以及其他廠商），充分利用中國特殊戶籍制度之下所形成的勞動剝削空間，在全球生產鏈的分工結構下進行擴張。而鴻海龐大數量的員工以及降低成本的能力，反映的正是廣東模式的核心特徵。
然而如果說對廣東模式的討論，凸顯了鴻海集團生產與勞動的面向；另一個重要但較受到忽略的，就是金融以及公司治理的面向。特別是近日媒體所披露的群創光電與深超光電的爭議，充分顯示了鴻海以及其他台灣大型企業集團的金融操作與治理風險，值得進一步的關注。
台灣企業的乾坤挪移之術
群創光電是鴻海集團旗下在台灣主要的面板公司，在2002年成立，在2010年併購了面板雙虎之一的奇美電子，並在2012年將公司名稱改回群創光電至今。群創在2017年營業額超過3,000億，2018年即使衰退一成以上也有2,700億的水準，員工人數多達6萬人，是台灣私營企業中排名前幾大的雇主，而在台北股市中股東人數則多達35萬人。
近日媒體披露，鴻海集團與深圳市政府合資成立了深超光電，將統包群創大客戶華為訂單，再轉包給實際生產的群創光電。同時群創的高階幹部也支援深超上市，而群創的車用電子業務也將移轉給其他廠商生產。
面對媒體的指控，郭台銘宣稱他與深超光電無關，而且對這個發展也不知情。雖然郭台銘個人的角色以及相關的法律議題仍有待釐清，然而這個發展卻凸顯出跨國台商的運作，早已跨越生產分工與運籌的層次，而進入到更複雜的股權網絡。
在台灣，家族企業集團是大型企業的主導組織型態，傳統結構是以家族為核心，控制多角化、跨業的複數企業。在1980年代後半，隨著台灣股市快速擴張吸引大量散戶資金，台灣的集團企業也開始利用股市作更進一步的擴張。除了不斷成立新公司以進軍新領域外，將原有業務分拆成新公司，再透過子公司上市取得大眾資金，也成為擴張集團資源的標準手法。
在股權分布日益複雜之下，控股家族通常採用包含基金會持股、投資公司持股、交叉持股、母公司持股等，各種持股大眾難以充分掌握的方式維持控制權。
隨著台灣大型企業集團開始大舉西進，股權的操作也更為靈活與複雜。西進廠商大量仰賴在開曼群島、維京群島與巴拿馬等租稅天堂的紙上公司以規避各種管制，整體的股權分布也更加複雜。因為台商集團進軍中國，往往利用香港作為重要管道，在香港上市也成為重要的金融操作手段。
鴻海集團可說是對類似金融操作，運用得最淋漓盡致的案例。
淋漓盡致的金融教案
鴻海1991年在台北股市上市，之後陸續建立正崴以及其他集團上市企業，形成極為複雜的母子公司同時上市的現象。2005年富士康在香港上市，開啟了利用台港股市集資的佈局。光近8年內就掛牌台股的6家新公司，港股的3家新公司。
在此同時，鴻海也運用手上龐大的現金，進行許多國內外併購。特別以面板產業而言，鴻海先以旗下的群創光電併購了奇美電子與統寶光電，接下來在日本併購了夏普。
更重要的進展是，隨著近年中國股市的快速成長，鴻海集團也開始尋求在中國上市。
2018年鴻海集團以工業富聯網在A股上市，儘管股價不甚理想，但開啟了兩岸台商集團更複雜的金融操作模式。這次引爆爭議的深超光電，目標也是上市，可以看成鴻海集團跨海峽股市的操作模式。
鴻海多層次、多地的上市與控股模式，固然可以視為一種企業策略，但是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卻存在很大的風險。
對於上市企業而言，雖然所有權屬於股東全體，然而控制權掌握在控股股東或經理人手中。因此，如何確保掌握控制權的經理人與大股東，能保障甚至促進股東與員工等重要利害相關人（stakeholder）的利益與權益，而非利用剝削小股東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方式獲利，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目標。
而公司治理體系不彰，也就間接地抑制了企業掌權者改善企業營運與提升整體福祉的誘因。
台灣的企業運作型態，一方面類似日韓的集團型態，另一方面卻又具有美式體系不斷分拆上市的實踐。這樣的控制型態很容易衍生各種公司治理的問題。在集團複雜的結構下，極容易衍生出移轉訂價、虛列營收、集團內不公平交易以及操縱股價等各種手法。
以本次爆出爭議的群創光電與深超光電的爭議，就可能牽涉到包括股價的操縱、移轉訂價等等有害於公司治理的手段。群創為數龐大的小股東以及員工權益是否受損，無疑需要各界關注。
除了公司治理之外，前年以來對於台商赴中上市的討論，往往只聚焦在赴中上市是否會對台灣金融市場帶來排擠效應。然而赴中上市一個很重要卻被忽略的後遺症，也就是中國官方可以透過金融操作，更緊密直接地涉入台灣的金融市場。這對台灣政治經濟的衝擊，卻缺少足夠的著墨。
事件主角之一的深超光電並非單純民間企業，而是由官方大量出資的官民產權混和企業，顯示了潛在的風險。
簡單而言，群創近日的爭議，不僅觸及了鴻海企業文化以及兩岸經濟互動的黑暗角落，也反映了許多台灣大型企業集團的治理問題。可惜的是，台灣在審視經濟問題時，常有意無意地迴避類似根本問題，陷入政府拚經濟還是拚政治這類毫無意義的無盡迴圈，嚴重限縮了經濟事務的討論空間。
對於群創的爭議，不僅金管會等主管機關應更強力地要求鴻海集團釐清疑點，就台灣社會而言，也應對類似股權的互動，進行最謹慎的檢視。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郭台銘與群創光電爭議不能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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