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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友聯/勞工要共體時艱?疫情衝擊下,調漲基本工資的必要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今年4月份推估,全球約有81%的勞工都因疫情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 圖/美聯社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今年4月份推估,全球約有81%的勞工都因疫情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 圖/美聯社

去年12月自中國武漢開始爆發的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不僅嚴重危害民眾健康,迄今造成上千萬人受感染,截至7月20日的死亡人數更已攀升至60萬人,舖天蓋地侵蝕各國人民的正常生活。無論是對疾病的恐慌,或是各國政府基於有效防堵疫情擴散,被迫採取包括隔離檢疫、邊境管制、停業停工及限制行動等強烈措施,影響所及前所未有。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今年4月份在一份報告書中的推估,全球約有81%——也就是約27億名——的勞工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從疫情爆發初期的敏感性產業(航空及泛觀光產業),到大流行後許多國家幾近停擺的經濟活動,廣大勞工的就業和所得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疫情衝擊下,失業率創新高

台灣雖然沒有出現大規模封鎖(lockdown)的情形,但由於與病毒爆發地中國緊密的經濟貿易關係,再加上全球性的經濟活動停擺,衍生全球性的供應和消費危機,因此亦無法擺脫失業、減班減薪、企業倒閉等問題。根據官方統計,台灣5月份的失業率達4.07(48.6萬人),為2013年11月以來的新高,因疫情波及景氣的「減班休息」人數也節節攀升。

因此,為了減緩這波不可預期的疾病大流行衝擊,台灣和各國政府一樣,無不提出鉅額振興和紓困方案,其中包括以穩定就業為目的的「僱用安定措施」等方案。然而,由於疫情反覆起伏,讓各國政府的防疫措施在管制和解封之間舉棋不定,但對工資為其唯一所得來源的底層勞工而言,這段期間因所得減損甚至完全喪失造成的生活壓力,將成為各國政府思考經濟復甦政策無法忽視的問題。

面對經濟嚴重停滯和不可預期的衰退,各國短時間內實難優雅的從各項危難中走出來,其中一個急需解決的議題是,是否持續提高「最低工資」,以保障弱勢勞工的生活。在台灣,今年初有工商團體提議今年無需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並主張凍漲基本工資。

在這個困難的時期,這個議題勢必將成為各國政府的難題,而ILO認為,雖然各國遭受COVID-19疫情侵襲而導致經濟衰退,但仍建議應更落實和維持必要的社會和勞動保護。其中,ILO更強調其揭示的最低工資水準對於經濟復甦的重要性,因為總體而言,最低工資可以保護處於脆弱境況的勞工減少工作貧困,同時增加消費需求、促進經濟穩定。而這也符合各國政府積極紓困措施的用意:某種程度上就是要維持一定的維生消費能力,讓經濟更為活絡。

面對經濟嚴重停滯和不可預期的衰退,其中一個急需解決的議題是,是否持續提高「最低工資」。 圖/路透社
面對經濟嚴重停滯和不可預期的衰退,其中一個急需解決的議題是,是否持續提高「最低工資」。 圖/路透社

保障底層勞工,減緩「健康不平等」

不只是ILO,包括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等全球性工會聯合組織也呼籲穩定就業和適度提高最低工資的必要性,避免因所得落差導致的社會不平等持續惡化。尤其是對脆弱工作和低工資者而言,大部份的生活成本不會因為疫情而降低,無論是食物、居住、通勤等民生需求,甚至維護健康(生理和心理)的成本也會因疫情和所得減損而大幅提高。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認為,這次疫情大流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因為相對於高收入者,低收入及低薪勞動者不只面對各項就業衝擊和所得減損危機,相對之下必須將其大部分收入花在民生基礎商品上。因此,除了針對這個族群進行特殊的紓困計劃之外,提升工資不僅有助於穩定他們的生活,更有助於提升內需消費而讓經濟更加復甦。

雖然自蔡英文總統執政以來基本工資每一年都溫和、漸進的調漲,但因過去數十年來長期壓抑的結果,目前的基本工資仍然偏低,無法展現台灣擺脫低薪血汗的企圖。事實上,從實際的經驗觀察,過去凍漲或低幅調整基本工資都不利於經濟發展,而近四年來每年約1,000元的調整,非但未出現雇主團體擔心的經濟衝擊,也沒有造成勞工「未謀其利、先受其害」的惡果。相反的,穩定且較大幅度的提高基本工資,成為整體亮麗經濟表現錦上添花的重要助力。

此外,除了經濟發展,許多國家公共衛生學者認為,提供基本工資亦將有助於改善底層勞工的健康,對消弭健康不平等的效果顯著,值得今年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參考。

雖然自蔡英文總統執政以來基本工資每一年都溫和、漸進的調漲,但因過去數十年來長期壓抑的結果,目前的基本工資仍然偏低。 圖/美聯社
雖然自蔡英文總統執政以來基本工資每一年都溫和、漸進的調漲,但因過去數十年來長期壓抑的結果,目前的基本工資仍然偏低。 圖/美聯社

面對不景氣,更要調漲工資?

過去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往往成為政府和雇主團體凍漲基本工資的理由,尤其是類似COVID-19這種高度不確定性,並且明確對各國經濟帶來一定影響的事件。但我們也可以借鏡過去的經驗,回顧在同樣風險之下,各國的決定為何。

以2003年「SARS風暴」,以及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和「N1N1流感大流行」夾殺的兩個時間點為例,台灣政府在那段期間先後凍漲了七年的基本工資,但韓國卻大幅調漲了最低工資,分別為8.3%(2003年)、10.3%(2004年)、8.3%(2008年)、6.1%(2009年);其他國家包括日本、美國,甚至流感最為嚴重的西班牙,也都維持調漲的趨勢。因此,面對同樣的風險,何以台灣政府總是選擇壓抑工資,的確是耐人尋味的一件事。

總括而言,面對COVID-19的衝擊,雖然我們可以預期在未來一定期間內的就業局勢趨於嚴峻,但這二十年來建立的「就業安全體系」仍有一定的支撐能力,其中包括失業保險給付和僱用安定措施等。而針對這波疫情的特殊性,政府亦已提出特別的紓困和救濟方案,因此,實不應再作為今年凍漲基本工資的理由。

相反的,台灣因為整體防疫表現卓越,並未出現其他國家封鎖或限制行動的情形,而在短期內經濟復甦更必須要仰賴提升國內消費的基礎之上,持續維持較大幅度的調整,才能讓台灣的經濟維持一定的活力。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為〈疫情大流行下基本工資調整的必要性〉。)

短期內經濟復甦更必須要仰賴提升國內消費的基礎,工資持續維持較大幅度的調整,才能讓台灣的經濟維持一定的活力。 圖/美聯社
短期內經濟復甦更必須要仰賴提升國內消費的基礎,工資持續維持較大幅度的調整,才能讓台灣的經濟維持一定的活力。 圖/美聯社

  • 文: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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