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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伶/社宅租金爭議之根本,是長期不正義的都市政策

社會住宅租金過高的問題引起熱烈討論,追根究柢這是長久不公平的都市政策所造成的。 圖/取自台北市居住正義2.0
社會住宅租金過高的問題引起熱烈討論,追根究柢這是長久不公平的都市政策所造成的。 圖/取自台北市居住正義2.0

社會住宅租金過高的問題引起熱烈討論,追根究柢,目前的爭議暴露了社會的階級差異拉大,形成對立的張力,這是長久不公平的都市政策所造成的,是社會的警訊。

房子已變成財富累積的工具,台灣富豪(包括明星)特別喜歡買房子,2018年《經濟日報》報導,台灣超級富豪擁房4.3戶,是全球第三。根據財政部資料,房屋稅籍所有人男性平均擁有1.52筆房屋,女性1.44筆,台北市更嚴重,男性擁有1.73筆,女性1.62筆,換句話說,台灣有房子的人平均擁有1.5筆,台北市房屋更是投資目標。

很多人說這是華人有土斯有財的文化,好像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忘記政策也是推動房屋炒作的始作俑者,原因如下:

一、重重政策圍起的困境

台灣房價只漲不跌,是政策護盤的結果。從1970年代開始就有幾波房價飆漲,選擇性信用管制是最常使用的打房辦法,其實控制房價最有效的方法是稅制,但政府一直不敢大幅改變稅制,就連只針對擁屋多戶的囤房稅也無法執行。

一旦房價開始下降,政府一方面減稅幫建商,另一方面提供更多低利貸款提升買氣,讓房價無法下跌。政府的說法是保護銀行,房價下跌會造成更大金融危機,但埋藏金融危機的起始是政府鼓勵更多資金投入房地產,倫敦城市大學的迦許.萊恩可林斯研究員發現,低利貸款不但沒有幫更多人完成擁屋夢,反而堆高房價,讓更多人買不起房子。

現在政府又說銀行放款有太多房貸比例,必須護房價以防金融危機,讓住宅問題陷於愈來愈無法自拔的困境。

二、市場並非萬能

政府沒有真正建立住宅市場機制,也沒有建立補救市場失靈的足夠措施。市場一直都需要國家規範,台灣的住宅經濟學者認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夠也錯誤重重。換句話說,就是政府的政策還是停留在放任的階段,維護炒作者的利益。

更糟的是,市場萬能說被政策混淆成只有給予市場更多獎勵,花大量的補貼和行政資源在幫助社會上層的人,都市更新獎勵變成一棟棟造成社會隔離的豪宅,把公共空間私有化,非常不公平。政府放棄作為財富重分配、維護公共利益的角色,因而也無法修補市場的外部性缺失。

三、住宅不是商品,是基本生活

政策以市場機制作為萬能思考也有問題,因為住宅不是商品而已,是基本需求,國家的角色應該是在重分配。更何況現在台灣的住宅市場嚴重失敗,極貴、極醜又無因應無法獲利的重要需求,像是老人的照顧等問題,過於強調住宅的交換價值、作為商品的利益,忘記了住宅也有使用價值,是基本生活所需。

住宅不是商品而已,是基本需求,國家的角色應該是在重分配。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住宅不是商品而已,是基本需求,國家的角色應該是在重分配。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人民買不起房,蓋社會住宅就解決了?

社會住宅的出現,是台灣近年來的奇蹟,因為2010年之前,很少人知道社宅是甚麼。社會住宅的出現是在補足市場的失敗,照顧無法進入住宅市場的人,平衡財富的分配,讓較弱勢者也有基本的居住品質。在推動之初有許多困難,隨著一棟一棟高品質的公寓完成,社宅變得很搶手。

目前台灣關於社會住宅自償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在國外的社宅基金部分除了政府補貼之外,部分是來自於其他獲利的都市開發計畫回饋金,但政府卻切割這些獲利和非營利的計畫,要求社宅財政自給自足,造成租金過高的問題。

雖然目前社宅是蓋在公有地上,但許多土地是各市政府向其他公家機關購得,土地成本佔很大的比例。一般社福的機構本來就是政府必須支付的開銷,因為這是社會財富重分配。

另一方面,在法國和荷蘭,社會住宅是整個都市發展計畫的一部分,社會住宅的開發不僅提供住宅,同時也在改善都市的破敗地區,促進經濟發展。因此,社會住宅不僅增加更多的公共設施,也提供創業基地,加上商業空間的規劃,結合生活、工作和消費。台灣把文資空間、創新育成、社會住宅分開來運作和規劃,非常可惜。

因為提供寬廣的空間給工作,如果沒有可負擔的住宅在附近,這樣的空間很快就變成無聊的地方,因為晚上沒人,也沒有店家等服務業會在周邊產生,社會住宅和各種生財的工具脫離,也會有財政上的問題。總之,這些各自成立的「單位」,缺了其中一樣,就很難成功和長久經營。

社會住宅和各種生財的工具脫離,也會有財政上的問題。圖為興隆D2區公宅。 圖/取自台北市居住正義2.0
社會住宅和各種生財的工具脫離,也會有財政上的問題。圖為興隆D2區公宅。 圖/取自台北市居住正義2.0

如何反省現在的都市政策?

有人說歐洲的社會住宅減少是因為無法自償,是錯誤的。歐洲這些百年的社會住宅成本早就回收,而且創造了大量工作機會,光是維護和管理,就創造了無數機會。這些國家的社會住宅組織努力在維持和增加數量,但他們面對是一堆站在市場考量的力量,社宅被刪減是因為政治的角力。這幾年漸漸嚴重的住宅危機,讓這些歐洲福利國家意識到住宅私有化的問題,所以這幾年社會住宅在歐洲國家是增加的。

瑞典的土地政策也源於亨利.喬治,和三民主義一樣,但瑞典謹守漲價歸公的原則,房地產業的獲利不是來自於炒作,而是來自於房屋的品質,因此造就瑞典最強的營造業,像是Sckanska就是高品質的國際營造公司。台灣高房價低居住品質,不是件好事。

總而言之,社宅成本和效益不是只是看一棟房子而已,還要考慮社會影響。以市場萬能來思考,是台灣住宅開始破敗和造成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房地產致富一直像海妖一樣蠱惑人心,以至於社會也缺乏共識,打房有很多辦法,如果沒有政府決心和社會共識,任何辦法都無效。

住宅不只是商品而已,也是基本需求。政府應該重振的社會財富重分配的角色,才有辦法平緩貧富差距,減低社會的緊張對立。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為〈邁向不正義之都的台北〉。)

政府應該重振的社會財富重分配的角色,才有辦法平緩貧富差距,減低社會的緊張對立。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政府應該重振的社會財富重分配的角色,才有辦法平緩貧富差距,減低社會的緊張對立。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 文:陳怡伶,美國懷俄明大學政治、公共事務和國際研究學院副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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