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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318的文化觀察(一):不知所措的六年級生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要評論318運動本身很困難,要寫後318的文化評論更困難。困難之處不是沒有東西可寫,而是太多可寫,而它們又彼此盤根錯節。我這裡試著從世代「習癖」(habitus)的角度切入。一點一點地抽絲剝繭。

▎在318運動中消失的六年級生?

很多人已經注意到318的世代意義。網路上流傳一個說法,說這是「七八九年級生」結合「五年級生」,對抗「三四年級生」。姑且不論真實性如何,這個說法最有趣的是:那六年級生呢?

身為一個有些參與其中的六年級生,聽到這個說法當然第一時間會想反駁,還想說出不只我還有誰誰誰也參與其中。但是,再繼續細想,如果這個說法反映的是某種「印象」,那麼,的確是啊,六年級生的參與讓人印象模糊。如果說五年級生是以「野百合」作為世代象徵,當野百合的代表人物參與到318運動時,我們能夠很清楚地判讀其背後的象徵意義是「五年級世代」對於運動的認可與合作,那麼,六年級世代呢?

或許,不只是318運動,在所有的世代對抗中,六年級生都是身影模糊的邊緣人。六年級生表現出來的世代習癖似乎就是低調、妥協、擅長溝通與沒有特色?提出習癖(habitus,或譯「慣習」)概念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 Bourdieu)認為,「習癖」是我們的無意識習慣,它來自於每日實作的反覆養成,而「習癖」與身處的社會「場域」有關。所以,如果我們要討論六年級生的世代習癖,我們不能忽略他們身處的社會場域,以及他們身處的場域與其他場域的關係。

▎六年級生的權威情結

布赫迪厄的分析非常重視家庭教養、學校教育與階級。尋此路線,我們注意到在教養與教育的層面上,六年級生的童年與青年生涯大多身處於台灣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的過渡時期中。我觀察自己周遭的六年級生(筆者為六年四班,但求學過程多與六年五班一起就學),「認同權威」、「反抗權威」與「處於認同權威與反抗權威的矛盾心態裡」的人數比例是差不多的。而對於318運動的種種反應,就像是六年級生面對自己內在黑暗的照妖鏡,其中,對於三月23、24行政院鎮壓有著很大情緒反應的不在少數。

以筆者自己的求學經驗來說,國中時期的體罰與現在看來的不當管教,在當時還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大學時期我們又在野百合開啟的校園民主學潮的最末端,民主化仍是當時許多人關注的議題。面對這兩個極端,大多數同輩人的反應都是對於其中一端撇過頭去,認同另外一端。所以,或許我們可以說六年級生「認同/反抗權威」的習癖有一大部分是早早養成的。

布赫迪厄「習癖」分析的另一個重要變項是階級。以這點來說,六年級生如果選擇早就業,整個1990年代的台灣,景氣與就業狀況還是很不錯。所以,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假設在產業界闖蕩十幾二十年,現在可能身處於類似中階主管的位置。我曾私下與許多六年級朋友聊天,他們的說法多為,雖然餓不死,但是薪水與位置往上爬的「天花板」是很明顯的。而且,景氣好時做的生涯規劃多半會將購屋、生小孩考慮進去。在沒有家裡支助的狀況下,經濟很容易吃緊。若獲得家裡支持,則很難在社會議題的立場上公開與長輩相悖。這是個六年級生普遍面對的兩難。

▎對於六年級生而言,文憑還是有用?

若把六年級生與其他世代的「場域間」關係納入考察,我們會發現,對於六年級生而言,文化資本的取得多是透過升學與考試。「文憑」轉化為經濟或社會資本是較容易的。說白話就是,書念得好,錢賺得多,人脈較廣,階級的向上流動快。而對於七八九年級生而言,隨著教改與廣設大學的後果就是文憑貶值。文化資本不能只靠「文憑」取得,而必須擁有更細緻的品味鑑賞能力、生活方式的經營能力,與某些藝文上的創作能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想獲得文化資本的六年級生最需要做的是在考試上「與同儕競爭」。而想獲得文化資本的七八九年級生,除了升學之外,也需要創造自己的獨特性。所以參照同儕不見得是為了競爭,而是為了從與他人的參照中找尋自我(獨特性)。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七八九年級生的人群組織,是基於認同類似的生活風格或理念價值。認同則聚,不認同則散。而六年級生(或許三四五年級在這點上也類似)則擅長維持較穩定的人群組織。這樣,與他人的參照與比較也才能一直維持在同一個架構中。但是,在提出論述與風格上的差異,堅持自我主張上面,六年級生的確大大不如新世代。六年級生擅長的是有條理、有架構,最好有個什麼「學」可做依歸的論述方式,「風格化」從來不是他們的強項。

▎六年級生的318意向

或許,上述的不同使得六年級生在面對318運動時,有著複雜的意向。我常常在私下的聊天場合,聽到一樣是六年級生的朋友,也加入到媒體營造出的抨擊草莓族的氣氛中。然而,318運動發生後,媒體對於新世代的報導方式「丕變」,六年級生也陷入兩難。我有聽過支持,但覺得他們還是學生,所以很嫩的論調。也聽過覺得學生沒有「深刻」論述的說法。總之,六年級生的參與很少有人會覺得這是「我們的運動」。而多是判斷這是「他們的運動」。同時,對於318的態度,也常是根據與新世代的日常生活關係,而選擇或投入、或旁觀或反對的態度。

與五年級的野百合,七八九年級的野草莓、太陽花相比,六年級幾乎沒有自己在社會議題上的世代象徵。在風格上不是往上靠,就是往下靠。在風格上與實際處境上,六年級幾乎就是夾在中間位置的邊緣人。邊緣人的特點是抽象思考能力佳,擅長觀察。這讓他們很容易看出舊世代與新世代在形式風格上的盲點。常聽朋友說,六年級就是幫前後兩個世代擦屁股的救火隊。我想這個觀察有它的道理在。318運動是否會激發六年級世代的自覺?是往「觀察者」、「揭露盲點者」邁進?還是會提出自身世代的社會象徵?值得長久觀察。

▎318之後台灣變了嗎?這是象徵鬥爭的問題

感受變化、判定變化的發生與否,與你身處的社會脈絡以及「習癖」有關。最後,我們想問的是,對於六年級生而言,318運動之後,台灣變了嗎?如果台灣真的有些文化上的改變,或改變的趨勢,而這些改變能透過各種形式被人們所覺察,我們繼續談「後318的文化觀察」才有意義。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什麼樣的變化形式,能夠為六年級的習癖所覺察。

我常常聽到周遭的人說,在佔領立法院行動的三個月後,台灣社會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切入點是,或許,重點不在實際上發生改變與否,而是我們如何感知改變。改變是相對的,能否感受到「改變」端視你身處的社會場域。或許,這首先還是與世代有關。常在我們出版社出沒的大學生們,我還是聽他們說著「小蜜蜂」的大小事情。或許,感受改變與階級有關。身為既得利益者,也許是比起其他人更不想感知改變的。或許,感受改變的程度與你習慣獲得資訊的媒體型態有關。傳統媒體並沒有因為318事件而更改它炒短線的編採習慣,但是,許多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媒體」,卻紛紛把318時期討論的議題當成自身長期追蹤的對象。

也就是說,「改變」是被詮釋出來的。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在318運動之後,認為台灣社會有巨大改變的,與認為沒有太大改變的兩方,正在進行著「象徵鬥爭」。一方急著把318的社會、政治與文化意涵包裹為整套的、具有首尾一貫意義的全生活方式。另一方則渴望在生活的各個層面都擺脫掉318。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二分法」。但是,二分法之所以往往是粗暴的,就在於它沒有看到介於兩者之間或之外有無數種未進入二分的多元形式,而二分並沒有包括全部才是世界的實相。

讓我們以這樣的方式作結。六年級世代基於他們的習癖,本來就身處在前後世代的夾縫中。在後318的象徵鬥爭裡,我們越來越會看到六年級世代的冷漠。他們不願意加入兩方中的任一方,是因為他們大多身處於二元之外的其他形式中。六年級生無法輕易接受,後318台灣就擁有許多覺醒的公民這樣的結論,也無法接受,你看什麼都還是一樣,政治人物還是老謀深算的結論。六年級生有他們的侷限,也有他們的機會。冷漠與觀察往往是一體兩面。破除冷漠,該做的不是投入到前後世代的任一邊,而是找出自己覺得真正具有意義感的投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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