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318的文化觀察（三）：在集體行動中尋找台灣的文化自信感
想要一隻「正常」的史努比嗎？
在卡通《Peanuts》 裡，史努比（Snoopy）是隻神奇的小獵犬。運動萬能、會寫小說、擅長心理諮商，好在屋頂上幻想。當全世界的小孩都好想要一隻史努比的時候，他的主人查理‧布朗的口頭禪卻是：「為什麼我不能有一隻正常的狗？」
什麼是正常？對查理‧布朗來說，和其他狗一樣的算是正常。但是，他又不知道所有的狗是什麼樣子。查理‧布朗所謂正常的狗或許只存在於他自己的想像當中。在花生村的其他主角都「更認識」真正史努比的狀況下，查理‧布朗所謂「正常的狗」的意義甚至不能和其他人溝通。更進一步說，在我們這個為人類可見、可觀察的世界中，我們尚且不知道全部的狀況，更何況，還存在著人類看不到、無法觀察的次元與宇宙。在多元宇宙可能是世界實貌的狀況下，我們要如何宣稱「正常」？
在台灣，當我們思考文化認同的問題時，會不會某個程度上就像是查理‧布朗看到了史努比一樣？台灣的文化有他的特色。這些特色都來自我們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或許這些脈絡必須放在世界史的角度觀察，我們才能理解台灣的文化為什麼獨特。可是，若我們冀求的是按照西歐模式構想的現代國家，或是冀求按照此模式發展出來的國家與文化圈之疊合想像，這時候我們的處境或許就好比查理‧布朗一樣，高喊：「為什麼我都不能擁有一隻正常的狗？」
有史努比不好嗎？他擁有我們無法預想一般狗會有的行動方式。他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我們無法預測他的行動方向。史努比熱愛各種類型的行動，諸如創作、溝通、運動與幻想。他充分體現了熱愛行動與不確定性之間的連結。但是，史努比也是溫暖而讓人有安全感的，與一般我們聯想到「不確定性」、「非常態」所激起的焦慮與恐懼情緒不同。這是為什麼呢？
原因或許在於「詮釋的架構」。簡單地說，當查爾斯‧舒茲創造了一個溫暖的架構，讓我們看著史努比的種種「非常態」的行動時，我們會覺得這隻小獵犬充滿了神奇。相反地，如果我們的詮釋架構是「驚見小狗躺在屋頂上？！」或是「小獵犬神準命理師？！」我們的詮釋架構註定是獵奇的，並且害怕不確定性。詮釋的架構決定了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世界裡，「非常態」的東西本來就容易令人害怕，因此，我們更需要一個溫暖的詮釋架構。
在318運動裡，行動與不確定性的連結
318運動，是一個大型的集體行動。它表現了集體行動的許多特徵，也暴露了集體行動也許不為人喜愛的某些特點。要談後318的文化觀察，我們必須直接面對何謂「集體行動」。318涉及的議題脈絡十分複雜，它是「與中國的關係」、「經濟發展主義」與「世代剝奪」三個脈絡的交疊。所以，一般討論行動概念問的「動機是什麼」，「靠什麼手段達成」，「最後有沒有成功」之「一因一果」模式，或許不是用來詮釋318運動的良好模式。
如果將行動者考量進去，情況會更複雜。誰是318運動的主體？場內？場外？明星隊？無名者？我們擁有許多對立的詮釋架構，但是，二分法的兩面加總並無法宣稱自己就是全部。尤其，和以往社會運動不同的是，在許多「無名者」加入的情況下，318運動才擁有這麼大的規模與影響力。但是，無名者的性質到底是什麼？是泛綠？是學生？是年輕人？或許，只是「雜多」性質的聚合。
如果再考量318所涉及的社會層面，我們更會看到它的複雜度。它涉及政治、法律、企業、媒體、世代與文化層面。從每個層面切入的考量點都不同。「反30秒黑箱」與「先立法再審查」只能算是最大公約素。口號可以喊得響亮，但是在分析上我們不能忽略它涉及的複雜層面。
因此，適當地詮釋318的集體行動，我們需要從「一因一果」的詮釋模式中解放出來，而進入「多因多果」的詮釋模式。多因多果的模式強調，事物與行動的出現依賴許多因素的聚合。當這些因素略有不同時，事物與行動會有完全不同的樣態。因此，318運動的出現與發展，我們很難說是誰的成果。如果我們再區分出「主因」與「助緣」，那麼，我們勉強可以辨識的是許多主因。但是，許多細小的助緣，卻不為我們所見。可是你說，這些都沒影響嗎？就是那個動心起念，就是那句話，就是那個決定。相信許多人回想起318的一切時，很多「如果當初……那麼，結果可能……」的想法會一直迴盪心中。
「多因多果」的模式必定引導我們見到大量的「不確定性」與「對其他可能狀況的思考」。「不確定性」從來不是不存在，而是當我們使用「一因一果」的詮釋模式，「不確定性」被遮蔽，成為視而不見的。「多因多果」模式有助於我們正視「不確定性」。一個能夠包容不確定性的詮釋架構通常也是溫暖的詮釋架構。在這裡，我們擁有更多的「寬恕」，也擁有更多對於「承諾」的重視。而這兩者都是美籍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 Arendt）重視的公共領域德性。就像史努比的卡通，那個溫暖的感覺或許來自於對於神奇小獵犬的包容。或許每個人都想過，如果我有一隻史努比，雖然會有些困擾，但也蠻好的。
在不確定性與雜多中找尋台灣的自信心
「台灣的文化自信心」已經是被討論很多的題目。我們這裡嘗試的是，從集體行動與「不確定性」的角度出發，來進行思考。也許就像我們喜愛史努比，不是因為他的品種與狗的特徵，而是因為他獨特的行動方式，與在行動的不確定後果出現時，安然自得的態度。也就是說，我們不要問一個作為「名詞」的台灣是什麼，包含什麼性質。而是去問我們在什麼樣的行動態勢之中，我們對於行動能夠擁有的心理與社會資源是什麼，最後，我們對於行動必然伴隨的「不確定性」又有什麼集體應對策略。
五個月後再來看318運動，有一些特點會變得透徹。我們擁有行動所需的一切能力與資源，但是，我們缺少正視行動必然導致不確定性的準備。
所以，我們希望事情是「單純的」。希望行動者可以被簡單歸納，行動動機可以簡單被歸納，對於行動後果的歸因可以被簡單歸納。在渴望單純的情況下，事情一變複雜，很多人就會說「運動已經變質，跟我當初的單純渴望不一樣」。媒體的報導策略也容易導致此後果，但是，是什麼樣的心理期待讓媒體的膚淺報導有機可趁，這其實是必須自我反思的。
有什麼既有的文化資源能夠方便我們挪用為對於不確定性的集體應對策略？我姑且想到的是「人情」。但是，在台灣人的習慣裡，人情是對自己人的。一旦集體行動中出現自己人／他人，內圈人／陌生人的分化，「人情」模式或許不再可靠。也許，我們可以試試「緣份」概念，它能讓更多與陌生人關係被指涉進去。「緣份」概念來自佛學中的「緣起」，它本來就是一個「多因多果」的詮釋模式。同時，因為「緣起」所以「無常」（不確定）。所以，這個概念在它的語義脈絡中可以聯繫上各種對於「不確定性」的處理技術。
讓我們重新回想318曾經帶給我們的細小緣份。你／妳會不會覺得，其實，一切沒有過去得太快，還有很多東西留在我們的社會中，也留在我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