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事】 誰是查理？誰的仇恨？

法國諷刺漫畫雜誌《Charlie Hebdo》遭到伊斯蘭激進份子攻擊，造成8人死亡的慘劇。這場血腥屠殺不僅將遙遠的激進伊斯蘭主義紛爭拉到近處，讓一直試著對中東戰事保持距離的歐洲國家再無法置身事外，再者它也暴露出，敵人其實早在身邊潛伏良久。

當伊斯蘭國的聲勢與日俱增，歐洲境內的穆斯林受到激進教義吸引、加入恐怖活動的人數也不斷增加。隨著荷蘭、比利時也接連受到恐怖攻擊威脅，因此我們對法國查理慘劇的論述也必須脫離單一事件、單一國家的架構。

當人們批評法國的移民政策與移民惡劣的生活處境是慘劇的遠因，荷蘭卻以寬容與善待移民著稱，為什麼它無法自免於恐怖攻擊？這些仇恨的源頭是什麼？難道荷蘭、以及許多歐洲國家不是每年接收大量來自戰亂地區的難民（近年來絕大多數是穆斯林），提供他們遠離戰亂、暫時過著正常生活的可能性？難道這些國家境內不是充滿了穆斯林移民、多年來在歐洲工作，藉此脫離貧困，讓子女能夠得到適當的教育？

乍看之下，查理的悲劇是西方世俗主義與伊斯蘭宗教生活的衝突，查理要不是咎由自取，要不就是殉道的英雄。但翻閱查理雜誌的內容，其實也不脫一般西方諷刺漫畫的範圍，加上他們其實也攻擊基督教與猶太教，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為何獨獨穆斯林如此不滿。也有人從伊斯蘭教教義出發，說光是將先知默罕莫德具像化、還用不甚尊重的醜化筆法，就已經嚴重違反伊斯蘭教義。但難道這些人也都忘記了，伊斯蘭教義也傳授著愛、原諒與自制嗎？每當一個宗教要為自己的不寬容尋找藉口，他們就忘了所有讓這個宗教一開始成立的理由。你可以說查理的作品的確有激怒某些人的可能性，但這就足以構成「該死」的理由嗎？

溫和穆斯林與炒作宗教議題的政客

不過我們當然是言重了，誰說這就是穆斯林的心聲呢？九一一後，為了自別於激進的基本教義派，許多穆斯林開始自稱「溫和穆斯林」(Moderate Muslims)，聲明自己是愛好和平、反對暴力的，強調他們才是穆斯林的主流。「溫和穆斯林」們在查理事件後也立即表明他們反暴力的立場，卻對主流媒體對他們的聲音興趣缺缺感到相當無力，比如說荷蘭的Nietmijnislam（不是我的伊斯蘭）臉書團體，在巴黎喋血案後成立，至今已有兩萬六千多名跟隨者，就曾對荷蘭談話節目只邀請態度較激進的團體與個人接受訪問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主流媒體當然不會錯過曾經公開反對「溫和穆斯林」立場、試圖將土耳其改造成更保守的伊斯蘭教國家的土耳其總理Erdogan的發言：「這些都是（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玩的把戲。法國公民發動了這場屠殺，穆斯林卻要為此付出代價！」

是的，這是少數激進份子的偏差行為，不足以代表所有穆斯林的意見，但穆斯林的意見到底是什麼？是那些自稱溫和派的穆斯林？還是高舉反西方、反猶太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

當查理浴血後首度出刊，那些曾經派出高官到巴黎與其他國家領袖手牽手共同譴責暴力、重申言論自由重要性的伊斯蘭教國家，紛紛抗議說查理的新封面「挑釁、侮辱」，「傷害了穆斯林的感情」、「充滿仇恨的嬉鬧最好被徹底忽略」。他們抗議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畫面？這浴火重生的查理，畫的是手持「我是查理」標語的默罕莫德淚流滿面，上面寫著：「一切都被原諒了」。是說他們原諒了默罕莫德，還是諷刺說默罕莫德對人們以他的名字施行的暴行感到悲痛與無力，可以開放讀者詮釋，但最讓我不解的是，為什麼這些伊斯蘭世界領袖會被這樣的畫面「侮辱」了？

就像丹麥的炸彈頭先知引起的暴力攻擊，難道這些暴力行動不正證實了這些批評是有道理的嗎？事實是，這些事件就像天賜的大禮，讓許多飽受政經困境的中東國家可以暫時扭轉民眾的注意力，將他們的怒火一勁地向外導引。這些伊斯蘭領袖利用這些議題來加溫反西方的保守宗教勢力，來當作自己的政治籌碼，因為中間選民的意見難以捕捉，但要掌握基本教義派卻是易如反掌，你只要小心不要站到他們的對手那邊就好了。

文化霸凌？

在整起查理事件的論述裡，也出現不少企圖將查理從殉道者的聖壇拉下的努力，這些人多半不是穆斯林、而是自認對種族與多元文化課題非常關切的人，比如說荷蘭人類學家Martijn de Koning就曾撰文指責查理的言論挑釁、污衊了伊斯蘭教，甚至將其標示為恐伊斯蘭症（islamofobe）的代表刊物，因此不值得讚揚與鼓勵。有的人則批評查理或整個西方世界對伊斯蘭教文化不夠敏感，因此查理藉著言論自由旗幟詆毀先知的行為就跟霸凌一般，用自以為正確的價值觀凌遲他人（如此長久被霸凌的人受不了而反擊了，好像就比較可以理解、可以原諒了？）

這種霸凌論自然是針對西方社會裡的穆斯林移民族群來說的，畢竟這世界上有數百個國家，一個國家擁抱自己對言論自由的定義，在國內以自己的語言發表諷刺性的漫畫，何來霸凌之說？就像女性造訪沙烏地阿拉伯也不會多事到去抱怨在公共場所要戴頭巾蓋布袋是一種霸凌，不是嗎？與此同時，這也是一個移民同化的課題。我們要追問的是，地主國是否有權力要求移民放棄部分自己的文化傳統、融入地主國的主流價值？

極右派的崛起

在荷蘭，這個問題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浮出檯面。因為荷蘭以貿易立國，長年接納來自各地的移民與訪客，秉持著寬容（少管閒事）傳統，並不覺得有「荷蘭化」移民的必要。然而美國九一一事件後，國內風氣大變，人們開始注意到社區裡神秘的清真寺與穆斯林集會所，驚覺境內竟有高達數十萬人的穆斯林移民。與此同時，極具魅力的政治人物Pim Fortuyn順勢崛起，他主張要對伊斯蘭教團體加強管制，要加強管制穆斯林移民至荷蘭，因為他辯才無礙絕頂聰明，不僅集聚了一群右派支持者，也讓一般自詡寬容開放的荷蘭選民向他靠攏，正在他聲勢鼎盛之際，遭到動物權益狂熱份子的謀殺身亡。他創立的政黨雖然立即潰散，但至此右派勢力卻不斷茁壯。

就像法國查理屠殺後，極右派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荷蘭極右派的壯大也是在一個激進伊斯蘭份子的攻擊事件後開始的。2004年梵谷的曾姪孫提歐‧梵谷（Theo Van Gogh）拍攝了一部批判伊斯蘭社會內女性遭受虐待與壓迫的短片《臣服》（Submission），這部影片推出後，他與編劇Ayaan Hirsi Ali立即被激進伊斯蘭組織下達了狙殺令。

看過這部影片的人可能會覺得很難理解，為什麼這樣一部電影會為他們惹來殺身之禍呢？如果一定要解釋的話，或許是充滿傷痕的裸露女體上投影了古蘭經經文這點，讓保守份子不滿吧。這未免也太小題大作了吧，當提歐‧梵谷拒絕警方保護，每天還是騎著腳踏車到工作室上班的時候，心裡一定也是這樣想的，但當殺手騎著腳踏車追上他從背後對他開槍（多有荷蘭特色的謀殺啊）、當那發燙的子彈穿透他的身體，這場滑稽的鬧劇就變成了悲劇，也成為撕裂荷蘭的一個永遠的傷口。

批判與歧視

提歐‧梵谷的《臣服》帶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什麼是「批判」？什麼又是「侮辱」？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還是原是一條刻著尺度的線，一不小心就會跨越了界線？《臣服》推出後，其實很少人有機會看到這部影片，那是在YouTube普及之前，它曾經在荷蘭國家電視台播出，但除非特別注意，很容易就錯過了，但因為荷蘭保守伊斯蘭團體的強烈抗議，許多穆斯林也紛紛表示被「冒犯了」，雖然他們根本就沒有看過這部影片。「喜愛」、「厭惡」與「侮辱」都是主觀的感受，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我們可不可以容許這樣的主觀感受去限制言論自由？如果我們容許這樣的限制，是不是我們也可以同意政府以任何理由進行言論審查（censorship），禁止人們發表批評政策、政治人物的言論？如果批判的內容沒有確實的根據、或是有謾罵侮辱之嫌，被批判者自可發起司法訴訟不是嗎？

同樣的，當丹麥漫畫用炸彈頭的先知指出伊斯蘭激進份子以宗教之名行恐怖之實，這是批判，還是侮辱？當查理畫著默罕莫德痛哭抱怨說：「被混蛋（伊斯蘭激進份子）愛著實在太痛苦了！」（09 Feb 2006）也許是我不夠敏感，但我以為這界線其實是很清楚的。就好像當荷蘭極右派政客Geert Wilders乘著這些伊斯蘭激進份子的作為，扶搖直上，發表一些「伊斯蘭教是最愚蠢的宗教」、「荷蘭的問題都是（伊斯蘭教）摩洛哥人造成的，應該把他們都趕出荷蘭」，這也很清楚的是歧視的語言、是侮辱的語言。

在荷蘭為了力行寬容政策，已經對言論自由做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歧視性的言論是不被容許的，這也是Geert Wilders多次被告的理由。即便如此，荷蘭還是爆發了提歐‧梵谷的謀殺；當人們說巴黎屠殺是因為法國政府長期縱容歧視、強殖西方價值觀的結果，他們應該來看看荷蘭的例子，就可以明白這其實不是問題的關鍵，也不足以當作藉口。

身份認同與移民同化

荷蘭的穆斯林在經歷70年代大量引入土耳其與摩洛哥移工後疾速成長，至今已有82萬人，約佔總人口數的4%，預計在2050年將倍增為8％。除此之外，荷蘭目前也收留了20-25萬的難民，主要來自阿富汗、伊拉克、伊朗、索馬利亞與敘利亞；這意味著荷蘭國土上有過百萬的穆斯林。跟因移民社經處境低劣、已爆發多次暴動的法國不一樣的是，在福利普及的荷蘭，所有的國民都能夠維持相當水準的生活。雖然少數的悲慘案例仍時有所聞，但一般來說，荷蘭政府在此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整個社會也通過高賦稅來資助基本福利，讓失業者、低收入戶（其中半數以上是非西方的移民）不至於陷於貧饉。此外政府資助伊斯蘭教非營利組織，希望藉此幫助政經地位低落的移民獲得更多資源，改善生活處境，更別提免費教育、與專給穆斯林的津貼與福利。在這麼多的努力之下，荷蘭還是出現本土的伊斯蘭教恐怖組織Hofstadgroep（海牙小組），當街屠殺提歐‧梵谷的Mohammed Bouyeri就是成員之一。

為什麼他們還是不滿意？荷蘭人開始自問。事實上這是個假問題，就像到底法國社會是哪裡做錯了招來這種橫禍，也是一個假問題。這世界上永遠有這種邊緣人格的族群，只要給他們藉口，他們就可以做出各種可怕的事情來。我們要問的是，是怎樣的環境提供了養分，讓這些群體可以匯集、茁壯？

無可諱言的，移民第二代普遍感受到的無根感與自卑感，對他們往激進團體靠攏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即便在荷蘭，隱形的歧視依然存在，移民二代往往在長大成人出社會後，才意識到自己終究不是「荷蘭人」，這也是絕大多數的移民二代選擇自己開店而非任職的緣故。在失望之下，這些展開尋根之旅的移民二代，就容易受到激進團體的吸引。加上荷蘭政府長期以來對宗教團體採取放任不干涉的態度，導致激進團體有機會壯大。

文化是可以改變的

因此我認為目前歐洲國家應該做的，恰恰不是退回到那種互不往來的「寬容」、不經思考的「尊重」。當西方世界裡的伊斯蘭教團體要求人們尊重他們的宗教理念，他們也應該更積極地張開雙手，讓人們更瞭解伊斯蘭教的教義，但同時我也認為穆斯林應該拒絕讓少數宗教領袖為他們發聲。

我認識的許多穆斯林會對查理的諷刺漫畫一笑置之，或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們不應該一方面說，「激進」穆斯林不代表穆斯林，卻又假設其他穆斯林可以被視為一體，就算是溫和派穆斯林裡頭，對於批判與侮辱的界線也各有不同的看法。我們並沒有必要為他們思考什麼才是他們心中可以接受的尺度，事實上那尺度也會隨著時間不斷改變。

與此同時，我並不認為西方社會應該對某些伊斯蘭政教領袖的批評一再讓步。比如說，在西方眼光中一點問題也沒有的新查理封面，還是侮辱到伊斯蘭教領袖了，他們說古蘭經明文說不可以繪製先知的相貌，更別提把它畫得那麼醜啦。但事實是這段條文只限制回教徒，非回教徒是可以這麼做的。如果說覺得不好看就要不開心，那實在也要求太多了。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他們應該為鼓動信徒做出激烈反應負責，也要為目前世界上非伊斯蘭教國家對伊斯蘭教的種種誤解負責。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這些人從這些煽動性的、不寬容的言論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事實上他們的言行很像上世紀初期的基督教會領袖，當時西方國家開始從基督教的影響邁向世俗化，也就是那個時候，荷蘭法律中出現瀆神條例，就是基督教勢力為了阻擋世俗化的最後一搏。至今這法條雖還存在，卻已形同虛設。幾十年後，西方國家已經完全擺脫了宗教的影響力，落實了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言論自由。

我沒有想過要走回頭路，對此也不感到一點點羞恥，我堅定地擁抱言論自由，我深信文化間的衝擊是文明進化重要的力量。伊斯蘭教原來不是這樣一個開不得玩笑、容不得批評的宗教，基督教傳統的西方國家也不是一直如此開放如此自由，文化是可以改變的，只要我們不要放棄對話、放棄思辯，躲進假惺惺的「尊重」（互不理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