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如何從「專業」走回群眾？
美國女星派翠西亞艾奎特，在奧斯卡典禮上領取最佳女配角獎項時，充滿激情地鼓吹女性平等權益與同工同酬，並將她的獎項獻給「每個為這個國家生下納稅人及公民的女性」，她說：「我們已經為其他所有人的權利奮鬥過了，現在是我們美國女性應該享有同工同酬、同等權利的時候了！」在後台補充說明時，她甚至希望所有「愛女人的男人、同志與有色人種」一起來協助女性爭取平等。
所有熟悉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的人，大概都會覺得她的發言簡直可以說得上天真可愛，在比較嚴厲的女性主義者眼中，恐怕太過「落後」了；也有人會為她捏把冷汗，把同志與有色人種都扯進來，顯然她完全不瞭解第二波與第三波女權運動的爭議點。
果然，奧斯卡慶典都還沒有落幕，手腳超快的女性主義部落客就已經開始批評起她來了，說她的觀點「過時、自以為是」，是標準的「白種女性主義」，雖然這個批評者自己也是個白種女性，卻覺得自己不會犯下「白種女性主義」偏狹的罪惡。接著就是一波又一波來自美國非洲裔女性主義社群的批判，認為這些「享有特權」的白種女性與有色男性，根本就無法理解有色女性每天遭遇到的困難。
誰在壓迫誰？
這些批判本身，聽起來多像女權運動用來批判父權結構的語言啊。當然，每一個團體內都有權力的糾結與鬥爭，這聽起來或許比實際上陰險很多，但其實只是雙方價值的衝擊與摩擦罷了。當掌控權力的人總是根據自己的信念／偏愛分配資源，並因此形同剝奪了其他意見相左的人行使權力的當口，這些掌權者跟壓迫者其實也只是一線之隔了。
這問題的困境是，處居弱勢的族群勢必要通過大規模的整合以獲得權力，但當團體越來越大，內部的意見與關注點也會越來越多元，共同關切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少。這也是為什麼在早期當婦女運動著重選舉權、司法上的平等權時，內部的歧見是比較少的，但當問題深化到如何在文化、社會層次上解決女性受壓迫的結構性問題，分歧點就會不斷地浮出檯面，群體也會開始隨著權力階級的斷面支解破碎。
派翠西亞艾奎特其實點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女人，這個在世界上約略佔了一半的族群，會是一個「弱勢」呢？難道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團結起來，爭取那些看似極為理所當然的權利嗎？為什麼女人們容許這樣結構性的不公平存在？我想這可能是很多女孩首度對女性主義產生興趣時腦中所浮出的疑問，至少當我開始閱讀女性主義經典、參加座談會、到婦女團體當義工時，我就是這麼天真無邪地相信，我們終將找到一個團結起來的方式，我們終將終結這種荒謬的不公正。唉，我能夠怎麼說呢？我當時真的很年輕啊。
從分裂到多元，從多元到式微
那個時候，台灣婦女運動史上有名的「新知家變」已經發生了好些年，已經少有人公開地對這個事件發言，只有偶爾去聽被「逐出家門」的幾個當事人演講時，會在他們幾句酸楚話中嗅到當時的疼痛。
1997年的新知家變，標誌出台灣婦女運動分裂、多元化的起點，雖然之前在權威性婦女運動刊物《婦女新知》以及基金會涉及的活動中，已經出現了性自主、公娼、同志等議題，但比例上來說仍相當少，也被視為是相當邊緣的課題。當時婦女團體關切什麼問題呢？民法親屬篇的修正、反性騷擾，雛妓救援、女性參政、女性工作權聽起來都是非常符合第二波女權運動的主題，但她們也關切怎樣協助台灣大老婆對抗大陸小三，也因為如此，她們將落後封建的通姦罪當作最後的法寶。
事實上，台灣絕大多數的婦女團體到現在關切的還是類似的問題，雖然她們在若干議題上立場已經有了改變，比如說婦女新知基金會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在民法第972條修訂、也就是同志婚姻與多元成家議題上，立場鮮明地表達了支持的立場；婦女新知基金的臉書還轉貼了韓國憲法法院裁定通姦罪違憲的新聞，表達對這種「侵犯公民基本權利」法律的反對之聲。
當然，從家變到現在已經過了17個年頭，台灣的婦運團體跟台灣社會或多或少也有了改變，比如說，行政院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現在改名叫做「性別平等會」。雖然從名字上來看，可能會讓人以為是為了兼顧了跨性別族群，或是為了擴張傳統男女二元的概念，帶入同志議題的考量；但從他們的實際作為來看，基本上是換湯不換藥，關注點總在改變男女傳統角色的議題上打轉。例如，在第一屆委員中雖邀請了長期在同志議題與性別平權課題耕耘的王蘋（她就是在新知家變中被逐出家門的兩人之一）加入，但第二屆就又回到了婦運的老陣容。表面上，台灣的婦運已經進入參政階段，應該說是一種進步了，但事實上女性主義與婦女運動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微薄。
誰是女性主義者？
我們當然也可以說，這並不是台灣特有的情況，事實上女性主義在女權已經有一定發展的西方國家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對年輕女性來說女性主義不再代表著前進與叛逆，它聽起來跟祖母在聽的龐克音樂一樣，散發著老皮革的霉味。曾經，光是女人穿著褲子上街就足以驚世駭俗；曾經，女人不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她是父親、丈夫、兒子的財產，她的慾望不是自己的慾望。當幾個世代的女人走上街頭，一次又一次地擴展女人的權力，終於讓女人的處境比較可以忍受了，人們就開始遺忘，原來我們離先前的壓迫那樣近，而反制的勢力又是如此地如影隨形。
以台灣的情況來說，女性主義的式微就讓人憂心忡忡了。當李宗瑞這樣的案例發生，或女子夜店被「撿屍」、與網友見面遭性侵，總是不乏大批民眾批評受害者，認為是她們自己不「潔身自好」，換言之是「自找」的，這其中充滿對女性情慾的歧視、對女性性自主的否定。
當婦女團體蒼白地喊出媒體與民眾「不尊重女性、欠缺性別平等教育」等譴責的字眼，到底有多少人會因此改變想法，從此不再發表歧視女性的言論了呢？當她們的表態只是不得不為，她們發言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落，成為眾人充耳不聞的既定背景音之一了。
回到主流論述
要讓女性主義活過來，首先就要將它重新放入主流論述的脈絡中。近幾年來在西方，不論是演出哈利波特成名的愛瑪華生的聯合國演說，還是一批回應反女性主義潮流、而公開發言自稱女性主義者的年輕女演員與歌手，都成功地將女性主義重新放回了主流媒體的語彙中，而終於在這種美好氣氛之中，鼓勵了派翠西亞艾奎特，將自己首度獲得奧斯卡殊榮的寶貴致詞時間，拿來鼓吹女性同工同酬與平等權利。
對她發言的批評，一方面是可以想像的，因為同工同酬與平權是第二波、也時常被視為「白種（中產階級）女性」婦運的主題，因此對關注點不同的有色族群以及女同志社群來說，聽來似乎是個刺耳的呼喚；但另一方面來說，有色女性其實在薪資上面臨的剝削其實遠遠超過白種女性，因此同工同酬與更好的工作保障其實更是當務之急，針對這議題其實完全沒有反對的必要。
但無論如何，她的發言都為長期停滯的女性主義論述帶入一股新的力量。我們當然要認識到，女性來自不同階級、種族、文化等背景，自然有不同的關注點，也會承擔不同形式的壓迫需要不同形式的解決之道。在過去二十幾年間，由於基本而迫切的問題似乎已經得到回應，而婦女運動分工與論述變得太過細緻，以致於它逐漸從群眾走入「專業」，變成少數婦女團體必須承擔的責任；也正因為如此，它的力量不斷地消減不斷地邊緣化。
也許有人會說，那又怎麼樣呢？女性主義難道不是自己就是一種性別歧視，它的目的永遠只關切著女人嗎？事實上，女性主義對抗的並不是男性，而是既存的權力結構，它質疑我們既有的性別文化與傳統價值體系，要求我們去檢視隱形與有形的權力關係。我曾經深信，也依然相信女性主義對這個世界是有意義的、對台灣的發展是有意義的。問題是，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帶回到主流論述裡來呢？
來，先回答這個問題好了，你是不是個女性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