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越杜鵑窩——非典型殺人事件的哀傷

林吉洋 31 Mar, 2016

這個令人悲傷的事件自3月28日發生以來，已經引發眾多的評論與哀傷的情緒，再多的感嘆也無法挽回一條性命，社會在探討問題根源的同時另也形成一股憤怒、哀傷的巨大情緒，正轉化成為仇恨，為了追討廉價的正義，正朝向所有社會偏差行為者前去。

電視新聞上聳動標題的跑馬燈反覆出現，評論節目提出各種解釋，針對廢死或反廢死議題彼此爭論、要求踹共，資訊之瘋狂都讓人無法直視而被迫關掉電視機。

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這句話讓我想了很久。瘋狂的兇手選擇小孩，憤怒的社會，則磨刀霍霍尋找祭品。

這股巨大的哀傷與憤怒，朝向社會更弱勢的人，而不會朝向社會頂端的強勢者、或者大多中產階級、為什麼呢？因為最底層的人沒有抵抗能力。

我想起一部電影《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75）這是一部反省醫療倫理的電影，根據Ken Kesey 於1962年出版的小說改編而成。當時有種手術，只要切開人類的腦白質便可使人痴呆卻不至於死亡，過去用來「對付」精神問題患者，同性戀者以及共產黨，用意在於減少社會的風險因子。

非常諷刺的是，這個手術曾經得過諾貝爾獎，在1940年代的美國，據說有數千人被迫接受這樣的手術，後因被控不人道因而終止。也許當時也有很多反對終止這項手術的聲音，他們同樣充滿正義的呼聲，希望保留這手術。

有人認為一旦把隨機殺人事件歸諸於社會結構性的問題，那麼超展開的討論，將無法撫慰我們內心的不安，以及面對社會悲劇卻無法即時伸手援助的愧疚感。

在這個網路發達的時代，或多或少我們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人來按個讚，持續向那些我們羨慕的人生勝利組按讚，然後進入另一個封閉的社群關係。那些孤立於社群之外、瀕臨於絕望與瘋癲邊緣的個體，誰來為他們的人生按讚？

一旦社會安全的樞紐被切斷，人性脆弱的一面也會越來越凸顯，在這個脆弱的年代，一群憤怒的年輕人曾經走上街頭去捍衛他們未來的人生，他們渴望追求夢想，渴望正義，然而社會交付給他們的只有一個破碎的將來。

左傾人士與社會學家，傾向將問題歸咎為社會安全崩解，「疏離感」迫使被推擠到邊緣的人採取最極端的手段宣洩，或者以製造恐慌的方式報復社會。

▎非典型社會的非典型人生

我們在學校看到非典型就學，有學生自就學開始背負學貸，在大學就讀期間還要以建教合作的方式一邊學習一邊到工廠實習才能獲得文憑；研究所期間也許要為教授做研究接案子，一切都是課業，一切都是責任，一切也都是免費，一切沒有勞健保。

出社會以後進入非典型的就業，加油站裡的工讀生，冒著生命危險爬電桿的外包商，豪宅與高級社區的保全、清潔更是一切外包，派遣勞動、專案性質的就業類型越來越多，一切美其名為契約自由化、彈性化，勞動安全制度的瓦解也就是社會安全制度的崩解，一層向下一層剝削，成本降低了，生存的壓力也轉嫁到更下層。

這個風險從何時開始產生？誰又是這個自由化、彈性化的受益者？

在國內，政府部門在2000年以後大量制定彈性化勞動政策，推動大量的公營事業民營化、私有化、外包化的服務。同時期，大量的企業得以透過外包制度減輕成本，外包越多成本越小，產出的品質越無法控管，安全風險也越大，從黑心油到擄人勒索，整個社會充滿了不安、恐懼與猜忌。

國際上，這一波社會安全體系的重大改變，來自於鼓吹市場開放與全球化的自由貿易論者。他們認為「既然大家都想拚經濟」，那就把所有能開發的市場盡情開發，如此一來生產要素的歧異自然會趨平，也就是投資都往成本低的地方去，於是大家一起簽貿易協定，把市場、勞動體制的保障全部取消掉，一些國家的傳統產業逐漸消失，然後連同產業的文化與其社會組織也逐漸沒落。

魯蛇的人生，工作越來越沒有保障，也越來越缺乏安全感，這一層層壓力堆疊在無法發聲的最弱勢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