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基礎——紀念二戰台籍戰歿者、勿忘戰爭的傷痛
根據日本官方統計二戰期間有超過三萬名台籍日本兵在戰場上死亡，另有一萬五千至兩萬名台籍日本兵失蹤，總計五萬名台籍日本兵於二戰期間犧牲。
台灣之塔與平和之礎
戰後由於台灣回歸中華民國，至此台籍日本兵戰歿者的身分與歷史未得其所，為了紀念這一群身分淹沒於歷史洪流不得見的台籍日本兵，由日本台灣民間人士於今年促成在沖繩島南國立平和祈念公園建成「台灣之塔」。
近日（9月29日）「台灣之塔」的紀念活動來到台灣，由日本台灣平和基金會、日本翼友會、台灣教授協會、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記者會，向台灣社會提倡，重視這一群二戰期間犧牲的台籍老兵歷史。
在沖繩島南端的國立平和祈念公園，除了紀念日籍戰死的平民與士兵，美國、韓國、英國、澳大利亞及其他參戰國相同在此建碑刻名。廣場被命名為「平和之礎」，意思是「和平的基礎」，除了紀念戰死者，也以數十萬年輕生命的犧牲為代價告訴世人，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守護和平。
「平和之礎」可以理解為，戰爭犧牲的代價太大了，無論為了什麼樣的國家利益、種族認同、宗教仇恨，都不值得以生命作為代價去爭奪。相反的，人們應該盡力追求和平，和平的基礎在於必須反省過往的歷史錯誤，放棄對外戰爭或仇恨的手段，試著去修正揉合自身意識形態與道德框架，阻絕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台籍戰歿者是被迫投入一場不屬於自己的戰爭
戰後，從國共內戰一路潰敗的國民政府撤退台灣，亟欲重建權威，以中國八年抗戰的宏偉敘事，作為統治與重塑國族認同神話的一幅大敘事框架。面對台灣日治時期以來的歷史記憶，未能予以尊重與保存整理，遂導致後來台灣人對二戰經驗無法精準言說的錯亂與失語現象。
也因此，在民主化相伴而生的本土化運動，多有重新建立主體性史觀的歷史文化重新認識的工作，這股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的能量，構成當代台灣政治社會乃至歷史文化重塑的主流。
日本翼友會與台灣教授協會等民間組織在9月29日的活動倡議主題「勿忘台灣空戰烈士，強化台日邦誼」，筆者認為積極意義在於探究台籍日本兵的歷史定位，但另方面，將二戰期間台籍戰歿者視為「烈士」的舉措，請恕筆者無法苟同，建構主體性史觀未必是將參戰行為美化或合理化。
筆者支持為二次大戰中，台灣人在戰爭中的犧牲者建碑，甚至應當舉辦例行性紀念活動，這是基於追求和平的普世價值與戰爭反省、對戰歿者的尊重與追思。
但如929台日民間活動主題所示，將戰歿者作為美化戰爭與合理化戰爭的一種象徵——作為「戰爭烈士」，這就違背「追求和平、阻止戰爭」的「平和之礎」理念。
更直接的爭議在於，二戰的台籍日本兵是被迫投入一場不屬於自己的戰爭，應該是戰爭的犧牲者，而非烈士。
台籍參戰者被稱其為「烈士」？或可理解為日本部分右翼人士的史觀，認為二戰是台灣人與日本人肩並肩「走過一場悲慘壯烈的戰役，即便未能戰勝，吾人仍然感謝殖民地台灣人的貢獻」，但絕對不是台灣主體性史觀該有的氣節。
筆者對歷史的認知是，二戰以前的台灣社會進步思想肯定是反對殖民壓迫、反對戰爭動員；被迫動員參戰甚至戰死，則是一場悲劇。
在台灣文學界被視為「激進行動派」的文學家楊逵，在殖民統治期間堅持「反殖民」、「反壓迫」的立場，絕不會認同動員殖民地人民參戰作為砲灰的工具化行為。
就連立場被視為「溫和隱忍」的鍾理和，也是對於殖民體制、戰爭動員充滿厭惡，為了逃離殖民地、封建舊社會的沉悶壓迫，不惜帶著妻子遠走他鄉奔赴滿洲。
透過歷史敘事指向現實利益是現實政治作為
當然可以舉證彼時有人是自願參戰並引以為榮，這就要進一步討論，戰爭動員的體制規訓與意識形態強加過程，對這種合理化或美化戰爭動員的宣傳文字都要格外警惕。
對於「和平反戰」的課題，承受戰爭傷痛的沖繩社會，孕育出對於戰爭深刻的反省文化。因此沖繩有著非常成熟的和平教育理念，不斷地提醒人類戰爭無可美化的殘酷，以及和平的可貴以警惕社會不能輕易啟動戰爭機器。
長久以來被日本帝國時期、乃至今日仍作為美軍要塞的沖繩社會，恐怕無法接受沖繩戰役的無辜戰死者被認為是烈士，相反的他們認為透過歷史教育動員社會甚至學生參戰，是一種必須格外警惕的作為。
把「現在的利益」觀點置入做一套歷史價值論述，然後去代換當時被迫參戰者的感受，這種作法以偏概全。對於戰死的犧牲者，冠上榮譽戰死的「烈士」頭銜，並不符合「平和之礎」的理念。
隨著中國影響力擴張，日中關係日趨緊張，促使日本對中國態度強硬，也對台灣更加友好，是在地緣政治關係重組之下非常現實的考量。
以929共同紀念二戰期間台籍日本兵戰歿者的活動來說，如訴求之一「強化台日邦誼」，其實是基於地緣政治的利益而訴諸歷史情誼。
可預期台灣的戰略地位獲得重視，或許是一種新的機會，甚至是強化台灣安全保障的一種象徵，但也不是可以過分樂觀期待的事情。
冷戰格局始終影響台灣社會的歷史文化發展
基於現實地緣政治利益的追求，重返冷戰格局的態勢正在逐漸形成，這股新的冷戰格局，不只影響政治，也影響歷史的詮釋。
連結過去，以便訴諸未來，連結台灣重新進入防堵共產（現在中國還共不共產有待討論）勢力的擴張。
台籍日本兵的紀念活動與相關討論其實很有意思，這是一個讓台灣社會理解，台灣在二次大戰中的歷史並未全然空白的契機，相反的，台灣由於歷史轉折與地緣政治，處在一個相當複雜的轉轍點。
我們必須認識到歷史的詮釋實際上與現實的、外部的國際政治環境變遷密不可分。
台灣在戰爭結束時是以戰敗國日本殖民地的身分，回歸到戰勝國「中華民國」。卻因為「國共內戰」國民黨潰敗轉進台灣，實際上變成由國民黨政權（以國民政府名義）繼續執行內戰的反共基地。
敗退中驚恐的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實施長達四十一年的軍事戒嚴與白色恐怖統治。在美國主導的冷戰體系與島內獨裁威權統治下的台灣，長期右翼反共的日本自民黨政權又有共同打擊的敵人——防範共產勢力的擴張與滲透，直到中蘇交惡，美國決定聯中制衡蘇聯。
政治民主化、本土化運動開啟了台灣歷史與社會文化的討論空間， 然而究竟如何發出屬於台灣人立場的聲音，則還有待討論。
國際現實告訴我們，大國博弈棋局上弱小的國家往往是被決定、犧牲掉的一方。相反的，只有真正清醒地認識現實，以及持續不懈地追求和平的公民社會運動存在，才是弱小國家真實的主體性存在。
回到主題，二戰期間的台籍日本兵戰歿者究竟該如何紀念？如何定位？這是一個深刻歷史問題，也是一個需要審慎檢視的現實問題。
鳴謝:
第一島鏈系列從構思行程，最初是家人發表論文加上旅行寫作，在行前準備上曾經瀏覽有不少先進已經進入這個領域。在阿潑的「終戰七十年」系列文、以及台灣一群左翼人士關注沖繩社會反戰運動的文獻上，我開始建構切入點與觀點。
沖繩這個同樣位於第一島鏈上距離台灣最近的美麗島嶼、卻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鄰居（我們只看美日、中國等大國角力），其歷史與命運居然對台灣具有莫大啟發性。
過程中也感謝日本台灣平和基金會的許光輝先生，沖繩平和運動聯盟的大城悟局長接受筆者倉促魯莽的拜訪。筆者對未來東亞重返冷戰格局的趨勢是悲觀的，所以在更緊張的態勢形成之前，東亞各國內部的公民社會力量，有必要要適時扮演覺察者與和平議題發動者的角色，形成阻絕走向戰爭的社會韌性，這是我這一系列文的最初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