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栩韶／跟騷行為是一個「性別問題」——被父權社會宰制的男女
2018年4月，行政院通過《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使得糾纏、跟騷行為的討論再度回到眾人面前。現代婦女基金會透過美國學者研發的「跟蹤騷擾安全管理評估工具」（Stalking Harassment and Risk Profile，簡稱SHARP），發現九成跟騷的被害者為女性。1
仔細分析SHARP所蒐集及建構的資料，我們無法不注意到糾纏、跟騷等現象，實為「性別議題」（gender issues）。若要經由《糾纏行為防制法》來防範糾纏、跟騷等行為，就不得不深入探究跟蹤騷擾的發生原因。而受害者性別的顯著差異，也與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父權結構息息相關。
父權社會結構下的性別宰制
《性別打結》一書探討父權社會結構對男性及女性的壓迫，即男女間因性別差異而產生的宰制及支配關係。研究父權社會結構，並不是要譴責男性——其對所有人（無論男女）皆產生負面影響——而是以性別角度切入，來剖析現代社會。
父權社會的一大特色，在於其對陰陽性特質做區分的偏執：陽剛特質應該出現在男性身上，陰性特質應該出現在女性身上。理性、強壯、勇敢、反抗、領袖特質是陽剛的；溫柔、善感、感性、脆弱、順從則是屬於陰性的特質。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有疑惑：為什麼「負面」的形容詞全被歸在陰性特質？但回過頭來仔細思考，我們為什麼會認為這些特質是負面的？是我們主觀上給它們負面的形象，還是這些特質對我們來說只會出現負面的效果？
父權社會在將人格特質分為陰陽性的同時，順勢給予較常出現在女性身上的特質負面意義。父權社會所肯定的陽性特質，大多因教育或社會化的關係，較常在男性身上發展，男性自然而然就成了社會上較被推崇、被賦予權力的性別。甚至，在男性社會化的過程中，他們也背負著需要對女性及環境具掌控權的壓力。
控制與權力：跟騷行為帶給行為人的滿足
日本第一位獲得世界四大選美比賽之一「國際小姐」頭銜的吉松育美，是第一位公開表示自己被跟騷過程的公眾人物。
某次攝影棚結束錄影後，一位陌生男子走進攝影棚，表示他是吉松的新經紀人，要吉松跟他走。過程中，陌生男子還喊出自己老闆的名字表明來頭，而他的老闆是一位鼎鼎大名、在娛樂圈進行組織犯罪的頭頭。
回想起當天的情況，吉松說，當他盡速走往梳化間迴避時，那位男子很快追上，並且抓住吉松的手臂，試圖將他拽走。雖然那位男子很快就被保全帶走，但接下來的11個月裡，吉松不斷發現自己被跟蹤、恐嚇、騷擾，甚至事業也受到阻撓。
吉松的家人當時也曾接到恐嚇信及電話，說道若吉松繼續拒絕他，恐怕會和另一位拒絕他的女人有同樣的下場——死亡。吉松的案例不是個案，每位被跟騷的受害者情況雖有所不同，但行為人幾乎都有相同的心態，那就是享受擁有控制受害者的權力所帶來的滿足感。
男性，被忽略的受壓迫對象
若我們將上述例子放到父權社會結構的論述下，會發現男性最主要的壓迫來源，無非是來自其他男性。他們以控制及權力等方式壓迫彼此，進而使得父權體制得以在透過男性對體制的回應，繼續被驅動。
男性之間的相互比較與嘲弄，導致男性對自己的權勢地位非常敏感：我是否是一家之主，還是只會聽從妻子意見、怕老婆的男人？我在公司是否受人敬重，還是一輩子做人小弟？
男性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有的別無選擇，只好轉向控制女性，以取得心靈上的滿足；或是以壓迫及控制女性，為自己的恐懼尋找出口。2
性別議題，不分性別
當性別議題被提出來討論時，許多人往往在聽到「性別」時就已將它與「女性議題」（women’s issues）畫上等號，進而主張這是女性的議題。「父權」更不是仇男的代名詞，亦非僅只跟男性有關。
在父權社會結構下，每個人背負著不同的社會期待，面對著不同卻又相同的壓迫。父權社會結構的討論之所以是女性主義的一環，除了是因為其對女性所造成的危害無法被忽視，事實上更是因為它危害著生活在此制度下的所有人，無論男女。
面對性別議題，沒有人應該閃躲。正視父權社會結構在自己身上所產生的影響，試著理解他人的處境，社會才會有改變的一線生機，跟騷行為也才有機會被預防、遏止。
參考資料
- 平雨晨：〈跟蹤騷擾行為裡的性別政治探究〉，《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社會科學學報》，民國107，26期，頁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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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P是由美國學者所研發的一套評估方法，以協助評估跟騷整體情形的資料庫。經由蒐集被害者的個案、臨床文獻、專家看法等資料，來完成上述評估。見現代婦女基金會，〈跟蹤騷擾猶如惡靈纏身，1/8年輕女性遇困擾〉，蘋果日報。
- Allan G. Johnson著，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台北：群學出版，2008，頁5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