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珮杏／不平和的天安門（上）：留下記憶是危險的

特約作者 14 May, 2019

（※ 文：廖珮杏，《重返天安門》譯者）

今年，是天安門六四事件30周年。天安門，名字聽起來很祥和，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地方其實一直不是那麼平和。100年前，這個地方曾發生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五四運動，再來有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1976年藉著悼念周恩來而起的四五運動，1986年至1987年的學生運動，最後是1989年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

在那個歷經了血腥鎮壓的仲夏夜之後，如今只剩升旗典禮時還能看到人山人海的觀禮人潮了。這30年來，中國動用了整個國家機器，藉由愛國教育從根刨除了大眾對天安門事件的記憶。同一時間中國經濟起飛，躋身於世界強國之一，全世界都在擁抱中國夢。然而它即使脫離了貧窮，卻始終未能真的告別1989。1989，至今對當權者來說仍是夜長夢多。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作者林慕蓮就形容，中國歷史宛如一種沒有始末、內外不分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無止境地循環著自我毀滅，一代傳過一代，這都是源自於集體失憶的後遺症。

林慕蓮最感好奇的，是中國這種集體失憶是怎麼辦到的？在失憶國度裡的人是怎麼生活的？她說，「我寫的是集體遺忘給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什麼樣的代價，我還寫了那些還記得住的人，他們為了記住六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林慕蓮採訪了一個又一個小人物，看人類的歷史如何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擺盪。成書之後，她也帶著資料與照片到各國大學演講，不只一次得到的回應是：為什麼我們要回顧歷史？事情不是都過去了，為什麼要舊事重提？

事實上，在寫書之前，作者的孩子與家人都生活在中國。為了他們的安危，她也曾猶豫再三，但她堅信，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因服從與共犯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大歷史輾壓下，人的各種樣貌

人民要看什麼版本的歷史，很常受控於當權者是誰，但歷史記憶是屬於所有日常的累積。人類在這世界生活的痕跡，才是真正的歷史記憶。

然而，很多時候寫下這些歷史記憶的，並不是任何一個掌握政治大權的「偉人」。最不平凡的事蹟，往往都是出自於平凡人的一念之間。每一個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做的每一個選擇，都在影響著時代怎麼走下去。

林慕蓮的這本書，亦是如此。她讓我們看見歷史暗流中那些一明一滅的人性；讓我們看見各種平凡的小人物，在大歷史輾壓過來的時候，是如何做選擇以及如何生活；也讓我們看見人類在歷史事件中的掙扎、堅持、懦弱、或是人來瘋。

尤其她對筆下人物觀察入微，筆尖極銳，一針見血甚至幾近無情；但下一段，卻又讓人看了幾乎要落淚。此書的字裡行間，讀得出她對於筆下人物的關懷之情。

流亡海外的前學生領袖

例如第三章，她寫流亡海外的前學生領袖吾爾開希。30年前，吾爾開希曾是極具魅力的年輕人，像個將軍似的，在舞台中央吸引無數的目光。作者寫他意氣風發的樣子，卻也寫他在學運中為營造形象而演戲作弊。

昔日英雄流亡之後，漸漸從鎂光燈焦點，變成了落魄的過氣名人。作者透露，在英文版出版之後，曾寄一份書稿給他，但始終沒有得到回應。因為作者筆下的吾爾開希，讓人讀來可不只是有點「落漆」而已。

作者這樣的寫法反而呈現了複雜的人性樣貌，那些走路有風的學生領袖，在媒體新聞上各個看起來都像大人物，但我們似乎常常忘記，這些中國當局追殺的學生領袖，當年都還只是20出頭的孩子。作者也寫到：

（他們）才剛剛目睹了大屠殺。他們或許應該要接受心理治療。然而取而代之的卻是無所不在的花束、紅地毯，還有令人迷失自我的鎂光燈。他們備受崇拜、所向無敵，直到突然有一天，這些年輕的流亡者發現鎂光燈與奉承都消失了，他們孤身一人，被困在一個陌生世界，甚至連表達自己的能力都沒有。潮流轉向了，而他們是前一波浪潮留下來的漂流物。媒體是他們的唯一盟友，然而在吾爾開希看來，他非常清楚這些盟友是多麼反覆無常。

作者不吹捧也不評價，只是寫出了一個有血有淚的人，可能是因為什麼原因，長成了現在的模樣。拒絕遺忘的人，除了前學生領袖，還有為了尋求親人死亡真相，不屈不撓追求平反的「天安門母親」，這些人從壯年走到老年，大部分的時候依然只能孤獨地承受歷史記憶的重量。

在政府當局愛國教育的洗腦與言論審查威嚇下，作者寫到那些繼續銘記歷史的人，都過著很邊緣的生活，因為不沉溺過去地往前走，已經變成最關鍵，大概也是最重要的生存策略。

世代代溝：留下記憶是危險的

30年，不長不短，是一個世代長成社會中堅份子的時間。常有人問，上一代的過錯，為什麼還要下一代的人來背？上一代的歷史，到底跟下一代有什麼關係？作者在描寫「世代代溝」的部分讓人讀來特別深刻。

例如第二章，作者寫到前學生領袖張銘和對政治無感、小他20年的年輕太太之間的代溝。前者童年崇拜的人物是為國犧牲的英雄，後者及其同輩追的偶像是成功的企業家。當年張銘在衝突現場經受與目睹的一切暴行，對他太太那一代人來說，絲毫不感興趣。但這不是因為太政治敏感，而是這些事根本沒有歷史記錄。書中寫道：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留下記憶是危險的。

任何碰觸或宣傳被禁止的記憶，下場都很慘。而且管控沒有隨著時間鬆解，只有越來越嚴密，即使只是私人的悼念活動也會被懲罰。所以大部分經歷或知情1989年歷史的上一代，只想要保護自己的子孫，不惜撒謊或隱瞞實情。

就像書中提到的藝術家盛奇，他向作者大方承認：為了向政府抗議，就用切肉刀切下了自己的小指，這段歷程還成了未來藝術創作的靈感來源。但回到家後，卻只敢跟他兒子說，小指是在公共汽車上弄丟的。他坦承，兒子其實知道他在說謊。

大部分的上一代人因恐懼而主動逃避，或因要自我保護而選擇遺忘，或以愛之名而編織善意的謊言。再加上國家機器的記憶清洗與重製推得太成功，在訊息封鎖與黨國教育體制下，年輕一代對過去一無所知，且態度消極被動。

即使他們完全有能力翻牆到外面的世界，對六四的真相也毫無一點興趣。作者在書中寫道：

像這樣的回應其實反映了後天安門時代普遍的社會壓抑。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坦克和槍彈奪去了人們的安全感，讓人們以為唯有停止談論過去才能自保，他們轉而支持物質利益至上，並成為掩蓋真相的沉默幫兇。

遺忘，是老一輩中國人練就的一項技能；歷史之網被拉得很寬，有時候中間幾十年發生的事會整段消失不見。隨著時間流逝，這種圍城心態造就了一個封閉偏執的世界。

這種敵視、恐懼歷史真相的遺緒一直傳承下來，持續影響著生活在同個空間的每一代人。然而，集體記憶是身分認同的基石，當集體失憶的基因一代傳過一代，這個社會將越來越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又該往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