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珮杏／不平和的天安門（下）：生而為人的選擇
（※ 文：廖珮杏，《重返天安門》譯者）
或許有人會問，發生在中國的事情，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直到現在，在台灣講六四好像還是有點尷尬，同輩友人的說法是，大概是因為年代久遠，還有因為「那是中國人的事」。但令人玩味的是，台灣好像也沒有足夠認真看待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談到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我們依然有某種彆扭感，因為這些事對某些人來說很「爭議」。
台灣解嚴至今也已逾30年，但能夠直接談論轉型正義，卻也是近幾年的事而已。那種會下意識地把頭撇過去的行為，透露著我們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過敏症仍未痊癒。有人甚至會認為，「勿忘六四大屠殺」與「和解共生二二八」是雙重標準，好像台灣人只能不斷地在自己與他者之間二選一，或是被困在「沉溺於過去」以及「走向未來一定要放下過去」的假兩難當中。
事實上，歷史事件即使不會完全相同地重演，但卻總是非常相似。
傷心欲絕的「天安門母親」
例如第五章採訪到的「天安門母親」，就在世界各地不斷重現。這群傷心欲絕的父母，最初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兒女親人是怎麼死的，有沒有人在他們瀕死前給予安慰。他們不斷地上訪，訴求「真相、補償、問責」，甚至自己當起調查員，將受難者名單一個一個找出來。作者寫道：
每年到了六四忌日，天安門母親們還會被警告噤聲，或被軟禁，或「被旅遊」，就是不讓他們有哀悼死去親人的機會。
像這樣由受難者家屬為追求真相而組織成的團體，還有阿根廷的「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l Mayo）。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也歷經了一段白色恐怖時期。這段期間又被稱為「骯髒戰爭」（Guerra Sucia），阿根廷軍政府大肆抓捕異議份子，包含左派份子、知識分子、記者、工人等。超過3萬人下落不明，其中5千人遇害，還有5百名幼童被殺。據報導，有很多受難者是半夜被人從飛機上丟入海中。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知道我們孩子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誰下了命令，被誰執行的，孩子的最後命運到底怎樣？」五月廣場母親組織創始人之一瑪爾塔・巴斯克斯（Marta Ocampo de Vazquez），與一群同樣迫切想知道答案的母親，自1977年4月30日開始，每個周四下午都戴著白色頭巾，沉默且緩慢地繞著布宜諾斯艾利斯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散步。
他們在頭巾繡上孩子的名字與失蹤時間，用無聲的散步向軍政府表達抗議。時至今日，阿根廷的轉型正義仍是條漫漫長路。當年的五月廣場母親成員現已垂垂老矣，然而她們發起的散步運動仍持續進行中。
台灣也有類似的故事，例如黃國章事件。1995年海軍二兵黃國章離奇落海死亡，陳碧娥為了追查兒子死因苦追真相20多年。當時台灣社會還相當封閉，面對沒有民間組織監督的國軍體系，陳碧娥獨力研究命案，想辦法蒐集相關資料，並拜訪認識他兒子且願意作證的人。
在為兒子追尋真相的過程中，她化悲憤為力量，後來甚至成立「軍中人權促進會」，希望也能給予其他權利受到侵害的官兵協助。2018年，講述陳碧娥追尋兒子命案真相的紀錄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在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上作為開幕片首映，海軍司令上將黃曙光在首映會上鄭重向黃媽媽鞠躬道歉。
上述事件的家屬遭遇喪親之痛，他們站出來僅僅只是為了「真相、補償、問責」，卻都同樣面對政府官僚體制的敷衍與打壓，同時還得遭受身邊的人或其他民間人士的躲避與責難。這些都是小人物在對抗暴政或是極權機構時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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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洪流下，個人的抉擇
就如前述曾提到的，每一個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做的每一個選擇，都是在寫下歷史的一部份。常常最不平凡的事蹟，都是出自於平凡人的一念之間。
例如本書採訪的前學生領袖張銘、吾爾開希，以及曾參與鎮壓的小兵陳光。前兩人是在當時有幸上大學的學生，陳光則是出身貧窮農村，為了討生活去從軍。不管出身如何，其實都只是期待能夠安居樂業的普通老百姓。
但是歷史洪流將他們捲到了一起，張銘和吾爾開希原本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最後才在關鍵時刻站出來，加入廣場上示威靜坐的學生行列，後來成了政府通緝名單上的一員。而陳光則是跟著其他年輕士兵一同參與了鎮壓行動，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後來陳光因為體弱多病，手上的真槍實彈被換成了相機，負責記錄鎮壓過程。
這位懵懂無知的小兵退伍後成為了藝術家，卻將自己與主流社會隔絕開來，長久以來的困惑與愧疚，帶著他走向了另一條道路。當年從觀景窗記錄下的一切，反而成了控訴中共暴行的武器。
三位年輕人，最初看起來一方是受害者，一方是加害者，但歷史與人性面貌從來不是非黑即白，三個人都是大歷史底下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拒絕遺忘，而一直受到國家的懲罰。同樣都是親歷者，天安門母親在追查受難者名單的過程中，則遇到了另一種反應：有父親接到她們的詢問電話，竟破口大罵：你少管這些事情，我們現在過得很好，你少給我們添亂！
在這種國家機器的巨大壓迫之下，會有這樣的排斥的回應並不意外。光是和受難者有血緣關係，即使沒有參與事件，也可能被這個極權體制懲罰。書中寫道：
就這樣，在席捲全中國的「遺忘症」之下，人民是受害者，卻也成了共犯。
然而，在事件巨輪的輾壓下，並不是說所有人都應該要去犧牲奉獻做抗戰英雄，而是應該回頭思考：我為什麼做下這個選擇？無論是選擇拒絕遺忘而挺身而出，或是選擇保護自己或親人而沉默不語，只要自己清楚當下為什麼這麼做，並且願意承擔隨之而來的後果，其實就已是最好的選擇。
恐懼是人之常情，碰到危險就躲避也是本能。然而人之所以為人，正是因為我們有辦法去分析：我們在害怕什麼，以及為什麼恐懼？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哪一些是合理的理由，哪一些則是懦弱的藉口？把自己的蠅頭小利看得比普世價值更重要，未必是懦弱。但拒絕承認自己不重視普世價值，反而堂而皇之地說「都是環境造成的」，把責任扔到別人身上，才是懦弱。
面對自己的理由，選擇不站出來的人，會記得自己的「無能」。就像陳光，他之後在反思中得到新的力量，並找到自己可以突破的新方法；而都說「是別人的錯」的人，這一次躲開了，下一次也還是會繼續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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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極權國家怎麼侵害人民
無論是六四、二二八、白色恐怖、納粹、西班牙、或阿根廷，極權或獨裁政府使用的手段都差不多。它們善於動用國家暴力威嚇人民，總是強調愛黨就是愛國，愛黨包括無條件的支持；批判黨，就是對國家不忠。這些國家似乎都以同樣的態度，極度抗拒來自民間的檢討與改進聲音。
正因如此，它們拒絕人際互動，害怕人民會思考，會有記憶，會追究，會判斷對錯。所以當權者以恐懼統治人民，不要人民去管過去發生什麼事，只要發大財。它們害怕人民反對它們，所以禁止追求真相，禁止人民聚眾討論，而最常用的罪名是「尋釁滋事」「聚眾擾亂公共秩序」或「企圖顛覆國家政權」。
即使只是和平示威，國家仍以武力鎮壓對付。二二八發生過，六四發生過，三一八也發生過，就連「民主的西方國家」美國在占領華爾街運動時也發生過。「每個人都害怕麻煩，害怕混亂，這讓當權者找到一個漏洞，順利地合理化這些鎮壓暴行。後來，他們更利用人們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讓許多人相信暴力是必要之惡。」這裡的「當權者」在本書中指的是中國，但代換成其他任何一個「講求和諧」的國家，也毫無違和。
歷史的確不會重演，但卻總是可以找出共通性。因為歷史的主體是人，而人類總是重蹈覆轍。我們常常不談「自己家的事」，因為「都過去了」「一定有做錯事才會被抓」；而也不看「別人家的事」，因為「那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跟我無關」。然而，只要不處理過去的文化遺緒，我們永遠只能活在過去的框架之中。
嚴格說起來，所謂「歷史記憶」，重要的不是「記住事件」，而是找出其中的共相跟機制，思考人與人、與環境、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事件發生時，人們如何選擇。所以，共同討論個人的歷史記憶，其實是「歷史公共化」重大關鍵，它讓我們反思自己的角色，反思那些選擇的影響，承擔那些時代的責任。
小結
如今二二八事件和納粹暴政都已經過了70年，鄭南榕事件與天安門事件則剛滿30年。記者與文史工作者依然不斷在不同市井小民身上，找出更多個人歷史。我們從昔日學生領袖、小兵或是天安門母親的故事中，清楚看見了那些過去的環境和傷痕如何衝擊一個人、一個家庭的人生；我們看見每個人各自在相似的環境中，做出相同或不同的選擇。在許多人以為歷史已有定論的時候，潛藏在各種夾縫中的記憶碎片，卻不斷翻轉出新的面貌。
甚至，某些歷史也還正在發生中。今年也是318剛滿五年的日子，那是我開始關心這個社會的起點。而它對你又造成什麼影響？未來，你又將如何對下一代講述如今你我都正在遭遇的事情？看似已經過去的歷史未必就此消逝，反而經常默默等待我們回頭。無論過了多少年，還未正視的歷史都是當下的進行式。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譯者：廖珮杏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日期：201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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