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網友:
為確保您享有最佳的瀏覽體驗,建議您提升您的 IE 瀏覽器至最新版本,感謝您的配合。

重返天安門:那些記憶的債,要用「人性」才能償還

攝於1989年,北京天安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攝於1989年,北京天安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 文:林慕蓮,《重返天安門》作者)

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事,到今日看來,還很重要嗎?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魯迅,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1926年,政府也曾在天安門廣場發動了暴力鎮壓,那時的示威者抗議軍閥張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求。這場鎮壓造成47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魯迅被事件觸動,他寫下: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負更大的利息!

在北京大屠殺事件後,成都學生帶著寫有「血債血還」字樣的床單走上街頭。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沈彤也對此感慨萬千。他認為中國領導層對大屠殺的態度,好比一個人正從高樓上摔下來,摔下來的過程中還一邊大喊著,「我沒事!我沒事!」直到最後一刻摔在地面上。

但是,1989年遺留下來的東西不是只有黑暗。六四之後鄧小平做出的決定,推動了成就非凡的經濟轉型和猛烈的民族主義,讓中國脫胎換骨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在短短一個世代的時間,政府大幅放鬆管制,不再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不再分配工作,不再阻止人們結婚或旅行。

隨著收入呈現指數性的增長,每個人都變得越來越富有。經濟自由化改變了周遭的世界,人們開始轉移注意力,把精力投到購買公寓、創辦公司,汲汲營營於新世界帶來的無數新機會中。這些不僅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已經告別了天安門,反而都是天安門的事後餘波。

攝於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攝於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攝於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 圖/法新社
攝於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 圖/法新社

壓制異見成了中共的首要任務

1989年發生的暴力鎮壓並非特例。在這之前還發生了1919年五四運動、1926年魯迅書寫過的「三一八慘案」、1976年哀悼周恩來逝世時爆發的抗議鎮壓,以及1986年至1987年失敗的學生運動。中國歷史宛如一種沒有始末、內外不分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無止境地循環著自我毀滅,一代傳過一代,這都是源自於集體失憶的後遺症。

中國共產黨重寫了歷史,但它並沒有忘記自己在1989年的所作所為,也無意與之和平共處。這點從越來越多人因為紀念活動受到懲罰就可見一斑。例如成都維權人士譚作人,他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或是異議分子朱虞夫,他在2012年被判七年徒刑,只因為他寫的詩中含有以下詞語:

是時候了,中國人!
廣場是大家的腳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腳去廣場做出選擇

共產黨疑神疑鬼的程度令人咋舌。這些文字甚至從未公開發表,詩人只是透過Skype傳給一個朋友,中國政府就將之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顯然,這麼多年過去了,紀念活動始終觸動著中國共產黨的敏感神經。再加上還有些人堅持著拒絕遺忘,反而更突顯了黨的弱點。

當局相當清楚中國的農民革命總是有辦法推翻強大的王朝,而不滿的情緒眼下正在群眾之間蔓延開來。政府對動亂的恐懼經年累月不斷加劇。穩定如今已成為黨的口號、黨的執念,黨存在的理由。

因此,壓制不同意見是首要任務,迫切到讓地方政府可以毫不內疚地使用所有他們握有的工具。我在2013年春天訪問成都時,親眼目睹過一個例子。我在成都的時候,路上遇到的每一個人,無論是計程車司機、白領上班族,還是請願人士,全都在談論即將舉行的抗議活動,他們雀躍期待的神情,宛如高中生期待著他們的第一次畢業舞會。

此次示威遊行的抗議目標,是彭州一家耗資60億美元的石化工廠。該工廠距離成都18英里,由於靠近地震活躍的斷層帶,人們擔心汙染和安全問題。遊行計畫安排在2013年5月4日周六舉行,這個日期具有雙重意義,與1919年的學生運動以及反對同一家工廠的抗議「散步」五周年相呼應。

攝於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 圖/法新社
攝於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 圖/法新社

政府當局先從一些明顯的目標開始下手。首先他們找人當代罪羔羊:有一個女子在網路上發了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誤稱遊行得到政府批准。她先被拘留,而後上當地電視台公開「道歉」。接著,至少有六名維權人士被派去「強制休假」。其他人被軟禁在家中,還有更多人則是被邀請去「喝茶」——這是一種委婉說法,意思是他們受到國家安全部門的審問。印刷店如果上繳顧客影印的遊行傳單,就會得到獎勵。

接著採取更緊縮的防範措施。政府的工作人員被召集開會,在會議上被警告說,如果他們參加遊行就會被解僱。一夕之間,整個城市都在散發傳單,有的貼在公寓門廊,有的塞進門縫。傳單上的文字與之前1989年的說法如出一轍,都呼籲成都居民「堅定立場,勿信謠言,不去參加(抗議活動),防止有心人士製造動亂」。

但傳單的效果適得其反,反而讓那些未曾聽聞的人注意到了彭州工廠的事,從而引發了一場更大的不滿聲浪。上述的這些手法都還算是之前試過且有用的維穩戰術。但之後地方政府卻變本加厲,開始嘗試新方法:它決定把周末跟周間顛倒過來。

當局事前不發任何警告,就說成都這個地方下禮拜的周一跟周二放假,周六和周日上班。結果到了5月4日禮拜六,政府職員被逼著進辦公室,而學生們不情不願地到學校進行緊急考前複習。大學校園裡異常安靜。學生都被關在教室裡,整天上那些被刻意安排出來的課。還有消息稱,為確保中午沒有人離開校園,一些大學提供了午餐便當。校門口還進駐了一車又一車的警察,嚇阻任何忍不住想往外跑的學生。

然而,這些歐威爾式的預防措施還是不夠的。在原定抗議日的前一天晚上,當局突然宣布第二天有一場「抗震救災演習」。5月4日星期六,安全部隊占領了整個城市。天府廣場被完全封鎖,每隔20英尺就有警察駐守。在原定的抗議地點九眼橋,警察成雙成對地巡邏,便衣警察趾高氣昂地來回穿梭,對著他們的對講機竊竊私語,還有消防員坐在他們的車子上。在附近的一家茶館,幾十名抗暴警察全副武裝地在桌子旁打瞌睡,防彈背心上還掛著塑膠手銬。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敢抗議。

街上的轉角處,我看到一位淚流滿面的女士被警察盤問;她無意中犯的錯,就是戴上一個廉價的白色口罩。這種口罩通常是在霧霾嚴重或者罹患感冒的時候使用的。但由於之前的抗議者曾經戴上口罩來無聲地抗議環境汙染,現在僅僅只是戴上口罩就讓她成了可疑分子。

如此一來,整個城市都變成了當局的閱兵場,讓政府顯示自己有多麼認真地阻止騷亂。如今,環境問題漸漸超過了政治訴求或土地糾紛,成為社會動盪的最大原因。像是對人體有害的空氣、幾乎不能飲用的水、食品中含有太多甚至無法追蹤的毒素,這類環境問題跨越了貧富與城鄉的界線,將中國人團結起來。

近年來,由於對汙染的憂慮,廈門、大連、寧波、昆明等城市上演了反對大型工業建設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然而在成都,也許一九八九年那不可言說的記憶至今依然歷歷在目,政府並不允許人民用這種方式展示力量。

攝於1989年4月19日,北京天安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攝於1989年4月19日,北京天安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攝於1989年5月24日,北京天安門。 圖/美聯社
攝於1989年5月24日,北京天安門。 圖/美聯社

像天安門這樣的群眾運動,還會再發生嗎?

無論如何,殘酷無情的維穩機器實在相當有效,甚至厲害到讓我從成都回到北京家中時,開始懷疑我自己看到的一切。一個省級政府真的可以就這樣自行改變周末的時間,卻沒有人有意見嗎?這簡直就像是整個地區都往過去的極權主義開倒車。

我上網搜尋,卻無法在英語網路世界上查到什麼資料。接著我轉去找微博——中國版的推特。令我欣慰的是,我不是唯一一個人。電梯裡貼著警告傳單的照片、路旁排列著警車的鏡頭,還有數十名不滿的網友發文痛罵日常生活被搞得天翻地覆感到憤怒。

政府禁止人民在現實世界表達心中的怒火,卻導致了網路上的火山爆發。有人寫道:「你可以阻止九眼橋的遊行,但你不能阻止成都人民心中抗議的積壓!」另一個人問:「你要跟誰戰鬥?成都人嗎?」

共產黨會用最極端的方法避免動亂,即使只是殺雞都願意用上牛刀。但這些手段會逐漸讓人民離心離德。政府報復抗議者會讓社會變得更不穩定。例如,以兒子被成都警方打死的唐德英來說,這些策略並沒有效,反而只會讓更多人想破壞穩定,或是讓人設法從中獲益,例如那些花錢被請來監視她的「流氓」。在當下,這種方法好像讓共產黨得到了更多時間,但往遠想幾步,就知道只是時候未到而已。

未來像天安門這樣的群眾運動還可能再次發生嗎?有可能。

貪婪的土地徵用、隨處可見的官員腐敗以及令人窒息的環境問題,正逼得老百姓走投無路,覺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但是只要各地方的問題沒有串聯起來,大規模運動的可能性就還不高。然而,地圖上的這些小點在規模和頻率上都在擴大,而同時中國邊疆地區的不穩定——鮑彤指的「小天安門」——也正加快步伐,因為在維穩的要求以及民族主義的雙重壓迫下,少數民族不得不鋌而走險反抗政府。

在2013年的一起事件中,一群藏人因拒絕在自家懸掛中國國旗而爆發衝突,4人被槍殺,50人受傷。2013年又一個動盪加劇的跡象是,當局指責維吾爾族分裂分子對天安門廣場發動「恐怖攻擊」。一輛吉普車在天安門廣場靠近懸掛著毛主席畫像的地方起火,5人死亡。外國媒體報導稱,當時國家領導人就在附近。

為了防患未然,政府當局在全國各地安裝了大約2千萬到3千萬台閉路攝影機,建立了一個暱稱「天網」的全國性監控系統。國家可能已經不再對人民的生活發號司令,但卻提高了對本國公民的監控能力。中國政府的恐懼在預算上一覽無遺:內部維穩已經變得比國防更重要,共產黨眼裡的主要威脅已經不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

攝於1989年4月19日,北京天安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攝於1989年4月19日,北京天安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人民也是共犯,且樂在其中

席捲全中國的「遺忘症」不僅來自於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人民也是共犯,且樂在其中。遺忘是一種生存機制,一種從環境中習得的天性。

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不聞不問,為求方便,他們讓自己的大腦留下錯誤的記憶——或者讓真實的記憶被抹除。父母保護他們的孩子遠離過去,因為那些知識可能會讓他們葬送光明的未來。既然記得這些事沒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惹這些麻煩呢?

中國共產黨不斷地宣揚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卻對當代的醜事閉口不談。在一個比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成功地脫貧致富的國家,這個行為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新世界大國的國家認同建立在謊言之上。

當這些謊言在學校裡一代接著一代地傳下去,不斷懲罰說真話的人,道德真空就會不斷擴散,記憶的債越囤越高,最後得犧牲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人性——才能償還。

※ 本文為《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後記,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譯者:廖珮杏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9/05/08

留言區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