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曦／太陽花國賠案：綁架警察士氣，與撕票法治的平行世界

（※ 文：王曦，台灣人權促進會法務）

上月底，台北地院對太陽花行政院驅離國賠案做出宣判，台北市警察局應賠償14名原告共111萬餘元，而判決結果則引發部分退休警察不滿上街抗議，並誓言要重演「佔領行政院」。

同時，台北市國民黨籍議員汪志冰在議會總質詢時，更和柯文哲市長對賭雞排是否上訴。而同黨議員游淑慧，也提案要求北市府應提出上訴。該提案後續遭時代力量、民進黨市議員擱置，認為議會不應為市政府背書，游淑慧因此批評其他議員「太過意識形態」。

當「打擊士氣」成為隱匿違法濫權的堡壘

事實上，我們從11月7日市議員黃郁芬質詢市長和警察局長的影片即可看到，黃郁芬再三強調，警察「合法執法」當然應該支持，但在324事件中違法打人的警察，不應該與前者混為一談。

有媒體認為，324國賠案是在打擊警察士氣、甚至會讓員警消極不執法。然而，此類刻意忽視公務員需「依法行政」，動輒以「打擊基層士氣」作為忽視員警違法濫權的合理遁詞，如此缺少法治素養的言論，卻成輿論市場的主流觀點，令人擔憂。

此外，坊間有觀點指出，「警察處理群眾事件應有一定的程序可循」，雖然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然而需讓各位瞭解的是，台灣現行相關的「一定程序」，在實務上有多少是違反法治原則的。

即便退一步先忽略惡法爭議、單看法律規定，由於《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等法律，對警察發動排除集會遊行的規定多是「大原則」、或不夠具體清楚，各地警察實際上操作驅離集會時，是極為仰賴上層的政治命令而展開執法作為。

舉例來說，2017年底至2018年初，民間就勞基法修惡發動一連串抗爭，而後卻反遭警方丟包，事後柯文哲受訪時承認命令是他下的。至於這個「丟包」決定是怎麼產生的？從一開始「是否驅離」的決策，便不是所謂的「有一定程序可循」。

更糟的是，上級不論是下令驅離、丟包、上束帶拘束，這些行政作為的法律規定，幾乎清一色都是透過內政部警政署或台北市警局自訂的行政規則，機關甚至恣意認定這些規則都是「內部」的行政規則，所以不用向大眾公開，而無視這些行政規則明明都會向人民發生效力，應該向外公開的「外部」行政規則。

例如台北市警察局聲稱會依照《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聚眾防處勤務群眾聚不解散之處置作業程序SOP》執行驅離抗爭的程序，但可有任何人見過這份SOP，知道他在街頭上何時會有被SOP處置的風險？連全台灣最嫻熟於處理陳抗的台北市尚且如此，「法律明確性」這項《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文規定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台灣抗爭現場彷彿不存在。

被意識形態撕票的法治

惡毒的是，論者有意透過青年抗爭的標籤，連結三一八運動（太陽花運動）和現在香港反送中的抗爭者都是暴徒前身或已是暴徒，面對這些「脫序與失控狀態」，就應該「依法排除非法」。

渠等觀點除了刻意忽視兩個運動皆有警察違法濫權的情事，更無視香港在失去真雙普選，以及民主制度被北京掏空的今天，港警不受法制牽制，無法無天、無差別暴打香港市民，甚至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實施武力鎮壓，逢人便噴胡椒水、飛撲壓制過路民眾，對無明顯危及員警的一般民眾採強力鎮暴，甚至數度對抗爭者近身開槍。無怪乎香港坊間對港警失去信任，被失蹤、被自殺與被性侵的消息更令港人人人自危。

然而，就連1970年肯特州立大學警察槍殺學生案件，最後被判的高額賠償和道歉都可以被解讀作僅僅是「了事」，或許這世上真的存在平行時空吧？

再次強調，法治的建立，與平時培養危機處理能力是兩回事。「法治」或「法治國」的概念，不管於英美法系或歐陸法系，都是在指涉透過民意授權建立完整法律機制，防止政府濫權，「依法行政」四字原本就不只是口號，而是民主體制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如果連公務員依法行政該挺、不依法行政該罰，這樣的概念都分不清楚，那或許無怪乎在面臨更複雜的法律情境時，總有人高舉「意識形態」的大旗，一再地撕票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