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菩薩心？破解混水摸魚的「丟包」策略

12月23日舉行的反勞基法大遊行，群眾在被驅離後，流動式地佔領不同路口，意外與警察上演了一場長達數小時的追逐。到了深夜，有數十人在離去途中，於台北車站被警察圈圍；數小時後，群眾與到場的律師一同被帶上警備車，分散載往不同地點再趕下車。這類把大量抗爭者抓上車後，載到遠處放掉的做法，經常出現在對抗爭的處理現場，一般俗稱「丟包」。

針對當晚「丟包」的合法性，近日引發各方質疑。但從台北市、內政部到行政院，均紛紛表態警察執法並無不當之處，內政部長葉俊榮更表示這是警察的「菩薩心」。但在抗爭現場屢見不鮮的「丟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應該認真檢視，而非任其淹沒在口水之中。

「丟包」到底是什麼？

「丟包」到底是什麼？我們先從官方說法看起，台北市警察局的新聞稿中，只提到有對三位民眾舉牌，沒有提到丟包。而內政部葉部長的說法是：「排除及管束」，行政院徐發言人的說法則是：「不是逮捕」。

的確，要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除了刑事訴訟法上的逮捕，還有其他可能的條文，但都必須滿足各自的構成要件，葉部長提到的「排除」跟「管束」，都是其中之一。

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七條中，規定警察「為排除危害，得將妨礙之人、車暫時驅離或禁止進入」、第二十八條更有為制止或排除各種危害，警察得行使職權或採取必要措施的概括條款。而在第十九條，針對瘋狂酒醉、意圖自殺、暴行鬥毆或其他需救護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警察得以管束到危害終止，或是最長二十四小時。

先不論詳細的解釋與實務見解，就算只看法條文字，都會發現官方說法充滿問題。在行動解散後返家途中的群眾，「危害」在哪？又符合管束理由的哪一項？而「暫時驅離或禁止進入」或「管束」的職權，真的有包括「花數小時包圍後，連律師抓上車載到遠方」嗎？

「驅離」與「逮捕」間的策略選擇

會有這樣的落差，是因為在警察的思維中，順序上並非先理解警察職權行使法再依法行事，而是先「丟包」，被質疑時，才去找條文來當藉口。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作為概括條款，要件跟效果都較抽象，解釋空間大；第十九條原本是為了當事人安全著想，程序要求也較寬鬆，都是理想的事後藉口。

那麼，站在警察的角度來想，為什麼會需要一個實際上法無明文的「丟包」作法，事後再來找理由呢？集會遊行法不是已經賦予警察警告、制止、命令解散與強制驅離的權限？若涉及刑事犯罪，直接依現行犯逮捕不就好了？

雖然警方總是只複述法條，從未清楚說明「丟包」真正的發動理由。但據筆者對警察實務的了解，在一些抗爭中，警察擔心驅離後，抗爭者會回頭集結；但若要逮捕，抗爭者的行為往往未達觸犯刑法，而且一一逮捕偵訊數十人乃至數百人，不僅造成警察很大的負擔，律師會介入，檢察官也可能會有意見。

此時若採取「丟包」，可以保證一定期間的現場淨空效果。事後再解釋為「排除」或「管束」，不僅沒有偵訊作業的麻煩，因為選用要件與程序要求比較寬鬆的條文，而非程序要求較嚴格的逮捕，也可以迴避後續的質疑與監督。行政院一口咬定「不是逮捕」，顯然心裡也明白若被認定為逮捕，鐵定違法，根本此地無銀三百兩。

「菩薩心」下包藏的濫用風險

這次內政部大讚「警察菩薩心」，或許也是認為用丟包的話，抗爭者免於被全員追訴，警察、律師和檢察官也都省了事。白話來說，被拘束個幾小時算什麼，不然你想被逮捕嗎？

但是，人民的人身自由是否被拘束，不應取決於警察的善心，而是法律的要件。當天若要維護交通秩序，侵害最小的手段就該是讓群眾離開道路，解散回家。若真有現行犯，則應依法逮捕。既擋路又把人放掉的「丟包」，若要說有什麼作用，就是透過拘束人身自由與丟包後的不便，打擊群眾參與集會的意志。但打擊人民履行集會自由的能力，又是警察任務的哪一項？

這就是以概括條款去正當化丟包策略之後，一定會發生的濫用問題。首先由於條文只是事後藉口，等於是事實上發動丟包與否，根本不受法律控制。既可能是現場勤務的方便考量，也有可能是指揮官的情緒，或首長的政治介入。

而除了發動要件一憑權力者好惡，其執行內容也完全不受限制。「驅離」的效果僅止於令被驅離者離開現場；「逮捕」則有時限、法定事由與權利告知、通知律師等程序規定。但以目前為止的丟包實務來看，是被恣意載到警方選定的地點，從未考量被丟包者的人身安全。在被拘束期間也完全沒有任何程序保障與時間限制，甚至連到場依警職法二十九條表明異議的律師，都可不依法交付異議書而是一併抓走。

釋字392號解釋已經言明，對人身自由的拘束，「應就其實際剝奪人身（行動）自由之如何予以觀察，未可以辭害意」。事後說不是逮捕，並不會使侵害人身自由的事實消失，只是掩耳盜鈴罷了。

說得極端一點，如果就此把人在沒飲水沒廁所的警備車上關上三天三夜，或是開到月黑風高的無人海岸放人，按照現在的官方見解，是不是只要拿著警職法的雞毛當令箭，律師到場就一起抓起來，就可以愛怎麼抓就怎麼抓？

制度性擺爛，人權只能比爛

中央與地方政府既然作為警政體系的長官，代表民意指揮監督警察，平時就應針對警察的各種實務作為與慣例，切實檢視其適法性，並要求檢討修正。若遇到爭議時，則應切實調查、公布相關執法依據與釐清責任，而非鸚鵡學舌地複述警方提供的官樣文章。

面對這樣的困境，人民要在街頭保護自己，似乎只能寄望於司法權了。但以至今的訴訟歷史來看，當司法認真追究時，先前義正辭嚴的長官們，幾乎無一不把責任推給現場第一線員警的獨行獨斷，或是過勞下的情緒管理問題。

同樣的，翻開警大「聚眾活動處理學」的課本，被檢討缺失的案例清一色是基層員警個人言行不當，至於現場決策與警界慣習是否有問題，則未置一詞。只會以「菩薩心」等政治口水來處理執法爭議，從不釐清法律與制度問題，出事頂多懲處基層，高階警官照樣平步青雲。

台灣解嚴步入三十年，但在警察與政治體系的長年共謀下，警察實務的混水摸魚仍是常態，法律對警察權力的限制，仍多停留於空中樓閣，只有與前朝比爛的份。一再上演的「丟包」，與後續的各種口水，就是最清楚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