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尊嚴」成為空洞的訴求，瓦解的是社會對話的契機

許仁碩 05 Sep, 2016

尊嚴作為如此有效的絕招，難怪許多團體遇到議題，必定先喊「要尊嚴」。攝影／記者程宜華

近年來，「尊嚴」二字頻繁在公共場域出現，無論是太陽花期間追訴國家暴力、或是軍人在雄三罹難者靈堂下跪等等，均可見「捍衛尊嚴」的論述。而日前的軍公教大遊行，「要尊嚴」也成為主要訴求。

民主社會中，本樂見更多的團體在各種公共議題上積極發聲，促成對話。但膝反射式的「要尊嚴」口號氾濫，若未能回到具體的制度檢討，恐怕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還會持續掏空公共領域的對話基礎。

妙用無窮的「尊嚴」絕招

關於「尊嚴」的定義，在哲學與法學上都有許多討論，難以給出一個標準答案，在此不擬詳述。一般可將其定義為「固有且屬核心的基本權利，應受絕對的保護與尊重」。用白話來說，當主張「要尊嚴」時，是代表一方面宣示目前被威脅或侵害的權利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則要求被訴求的對象，應該給予極高度的保護與尊重。

而「尊嚴」的這些含義，近來在台灣公共輿論的使用脈絡下，可說是成為了「絕招」般的存在。首先，尊嚴的內涵抽象，在適用對象上又是人皆有尊嚴，因此任何議題在修辭上均可化約為「尊嚴問題」，一般人一聽到「尊嚴被踐踏」，都會感受到嚴重性，因此能高度凝聚認同與爭取支持，動員效果良好。而因為幾乎沒有人能否定某個人或群體的「尊嚴」，因此將訴求扣連到尊嚴，可以迅速地將反對者陷於一個缺乏正當性的位置。

在上述的基礎下，台灣近年實際上進一步操作「尊嚴」口號時，經常還會將公共議題的討論化約為敵我二分的戰爭框架。例如襲警嫌犯是否符合羈押要件，原本是相關證據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的問題，也確實應受各方公評，檢方不服亦可抗告。

儘管如此，該事件經相關人士操作「尊嚴」之後，就成了「交保＝踐踏警察尊嚴＝仇警」對決「羈押＝維護警察尊嚴＝挺警」，跳過了法律論述與證據，直接進入敵我區分，逼人選邊站。順著此一框架，有人將此事歸咎於社會中潛藏的仇警份子眾多，或主張社運造成警察尊嚴受損亦須負責。另有人呼籲，應進一步揪出並公告經常駁回檢警羈押、搜索等強制處分聲請的仇警法官，捍衛公權力「尊嚴」。

除了「要尊嚴」之外，都該說清楚，到底要什麼，該怎麼要，又憑什麼要，並且接受其他人的挑戰。攝影／記者程宜華

「尊嚴大絕招」的兩面刃

尊嚴作為如此有效又泛用的絕招，也難怪許多團體遇到議題，必定先喊「要尊嚴」再說。但尊嚴目前被操作的這些特性，「抽象性」、「絕對尊重」與「敵我區分」，其實也是兩面刃，若被濫用，反而其害無窮。

首先，若是將抽象的「尊嚴」，當做缺乏實質論述與訴求的遮羞布，即便召喚出的民氣可用，也會錯失真正分析與解決問題的契機。例如在襲警案中，獲得的運動成果是嫌犯最後被羈押，以及在挺警察聲浪下，裁定交保的「仇警」法官遭到批判。但襲警案背後的問題就此解決了嗎？單警執勤的安全風險被正視了嗎？背後警力不足跟勤務繁重的問題被看到了嗎？既然嫌犯被羈押，尊嚴得到捍衛，這一切似乎就不再重要了。

其次，「尊嚴」一方面代表應受絕對的尊重與保護，另一方面也代表不應隨意擴張使用其範圍。理由很簡單，民主社會為了處理權利衝突，設置有許多紛爭解決機制；而為了防止國家公權力獨裁，也設置了制衡機制。而若片面將特定群體的權利，或特定國家機關的權力設定為絕對不可侵的「尊嚴」，意圖將自己的訴求套上一層烏龜殼，脫免於一切的挑戰與制衡，那麼這些民主社會的機制都將癱瘓。

例如對於警察執法若有認為違法之處，人民本就有權透過司法尋求權利救濟，這也是司法權制衡行政權的設計之一。但若將這些「刁民」的提告，都認定為「踐踏警察尊嚴」，那麼難道我們應該要主張對警察執法，不得以任何方式提出異議或權利救濟嗎？而目前年金所造成的財政問題，已經如燃眉之急，如果將對任何年金制度的檢討，都視為對全體軍公教的尊嚴踐踏的話，那麼難道我們應該要同意即便財政破產，這些年金也是一毛都不能少嗎？

最後經常打出「尊嚴」來區分敵我的結果，雖然在動員效果上可能有如興奮劑，但即便真的團結出一群紅著眼，準備殺「共同敵人」的大軍，其實也同時斬斷了與其他社會群體對話與合作的可能性。

例如每當軍方出現問題遭到批評，就會有「捍衛軍方尊嚴」的呼聲出現，然後出現著軍裝、踢正步等「挺軍人」的活動。但其實軍隊的封閉性以及與民主社會的扞格，往往才是真正的問題來源，而批評軍方者，並非不懂軍隊，反而很可能根本就出自服役經驗。

然而，軍隊連當過兵的人都無法說服，一再強化「挺／仇」的虛假對立，又怎麼能贏得社會的認同與尊重？反而會錯失了結合外部力量進行改革，從根本上贏回民主社會尊敬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