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微罪處分權，不應當作司法過勞解藥

報載內政部將在司改國是會議上，提案賦予警察「微罪處分權」，提早由警察終結微罪案件，達成當事人、警察、檢察官與法官的「四贏」。

對於「微罪處分權」的實際內涵為何，內政部雖尚未對外發表，若參照學界主要引用之日本法定義，乃是指原本警察在刑事偵查中，均須將所有嫌疑人移送檢察官。但作為例外，若警察認定該案件為由檢察機關事前指定條件的特定微罪事件，則可以不移送結案，僅在事後向檢察官報告即可。

然而，天下無白吃的午餐，自然也沒有無代價的改革。此一制度究竟是否如內政部所言，是檢警審嚴重過勞之下，百利而無一害的靈丹？

尚待補足的刑法與刑事政策觀點

從內政部的說法，以及司改國是會議的相關討論及投書中可以得知，推行微罪處分權的主要理由，在於解決司法人員的過勞問題，也讓當事人不需跑地檢署與法院。對於警察，亦可提升警察專業素養與威信。

然而，受處分者即便免於刑罰與未來訟累，「犯罪」標籤對其社會關係與名譽上的傷害，以及民眾普遍對「案底」的恐懼，仍並非毫無損害。而司法眼中茫茫案海中之一粟，對被害人而言卻可能是人生中之重大事件。因此處分的雖是微罪，其影響卻未必微小，仍需慎重以待。

針對微罪問題，從過往的不起訴、緩起訴，到這次的處分權，都涉及可罰違法性相關的論爭，以及在訴訟法上，關於訴訟經濟與程序保障上的權衡問題。這些考量並非單以節省時間費用即可略過，否則，直接復活戰前日本直接讓警察判決輕罪事件的犯罪即決制，恐怕是最省時省力的了。

另外從刑事政策角度觀之，台灣對於特定社會問題，對策均是擴張並加重刑罰的使用範圍，並加強警察相關勤務，例如酒駕，就是要求警察廣泛臨檢、積極追車，並降低基準值，擴大公共危險罪的適用。更廣義而言，尚有處罰近百種違序行為之社會秩序維護法，需勞動警察或法院裁罰。

若此一方針不變，人力亦不變，則再怎麼擴張微罪處分以節流，在持續開源下，對過勞問題，恐怕均是治標不治本，或是僅是將過勞的人從檢察官，換成警官罷了。

警察教育與人事對微罪處分的影響

對於目前專屬於檢察官的微罪處分權是否合適，同時警察，警察機關的專業性與獨立性是否足夠等問題，亦為許多論者所關注。支持者認為，警察大學提供了充分的法學教育，加上民調顯示多數民眾信賴警察，顯然無不適任之問題。

然而，民調高並不代表警察是萬能的，特定職權所需之專業與獨立性也不會隨著職權創設，而一夕憑空而生，仍須就個別制度進行討論。

首先，警察確實在許多偵查所需技巧與經驗上，勝過以法學教育為主軸的檢察官。但微罪處分涉及實體法律的解釋適用，而警察法學教育的主軸，至今乃是環繞著偵查需求，例如先前對於警察特考加考行政法與刑事法，即有許多警界人士以「無關警察維護治安、打擊犯罪專業」為由反對。顯然警察所受訓練與微罪處分所需之能力間，存在落差。

進一步言，微罪處分在近年的發展當中，其面向變得更加多重。例如相較於傳統上針對出獄後階段之更生保護，已有將相關社福設施擴及受微罪處分之人之嘗試，以求防微杜漸。此外，如何運用微罪處分當中的附帶條件，促進修復性司法的實踐，亦是重要課題。當中所要求的專業內涵，又變得更加複雜。

其次，微罪處分未有刑罰，並不代表能隨意入人於罪，因此檢察官有客觀性義務，需同時注意對被告利與不利之證據，以維護被告人權。但警察所受之訓練，面對當事人，比起客觀性，更重視積極懷疑、調查。例如在日前的盤查爭議中，相對於自釋字五三五號出發的法律觀點，就有許多警界人士主張，只要有藉由盤查發現犯罪的可能，即不應加以限制。這反映出在警察被要求以打擊犯罪為重的考量之下，容易調降人權之重要性，要將人權保障貫徹到第一線，並非想像中容易。

在台灣的警察教育中，相當強調「服從」，比起堅持專業獨立判斷，更傾向培養軍隊般如臂使指的集體性格。但微罪處分乃是要求個別專業人員的客觀獨立判斷，即便與上級見解不同，亦應依法裁處。

可能會影響微罪處分所需之獨立性的，不僅是強調服從的警察教育而已，還有作為人事核心的績效制度。目前的警察績效制度，在目標規劃上可見缺乏實證依據，因而出現脫離現實的問題，例如要求隔年同一時期的案件數成長、在特定期間要求大量的護鈔等為民服務項目、或是追求轄區案件發破率突破百分之一百等等。

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下，造成了一些扭曲現象：例如延遲移送，以滿足專案期間對特定案件件數的要求；要求大量的為民服務，不勝負荷下只好作假資料等等。倘若微罪處分的處分率或件數，也按照一貫的邏輯來操作的話，無論是要求提高或壓低，均會使負責員警基於績效壓力，而被迫扭曲法律上之判斷，有失對人民訴訟權之保障。

警察主體性與課責之關係

台灣警界長年以來，皆有訴求「偵查雙主體」的呼聲，希望從檢察官為偵查主體，警察接受檢察官指揮的定位，改為警察與檢察官為平起平坐的地位。

在此並不擬進行偵察雙主體之詳細制度討論，但值得注意的是，肯定偵查雙主體理由之一，乃是認為將檢察官與警察脫鉤後，將有助於檢察官能以較客觀立場，有效節制警察的違法偵查行為。

也就是說，即便警察成為獨立的偵查主體，並不因此得免於課責與制衡，獨立行使職權，不代表免於制衡。就如法官與檢察官各自獨立，但雙方之間仍存在制衡關係一樣。當某一公務機關新增或擴張職權，就應有相應的課則與制衡作為配套，避免濫權。

然而在倡議偵查雙主體或微罪處分權，擴張警察職權的部分論述當中，非但未思考配套的課責機制，反而主張應該要同時放鬆對警察權力的節制，以確保新權力行使的效率與警察的主體性。

而在微罪處分權的課責機制方面，部分論者認為，以檢察官即能能夠充分監督警察的微罪處分。但考量在現狀之下，透過檢察官對警察行為的課責效果即已相當不彰，又加上前述警界以偵查雙主體論，亟欲擺脫檢察官制衡之主張，可見在微罪處分權方面之課責機制，應如何設計方有實效，亦非簡單的課題。

認真對待微罪處分

綜上所述，若是僅僅考量要如何避免檢察官過勞，而推動警察微罪處分權，則不免掛一漏萬。過勞問題尚有其他根源待解，賦予警察微罪處分權亦需更周延之考量。除了已有論者提及之檢察官在處分基準與效力上介入，以及辯護人的角色之外，本文進一步提出尚待解決的課題還包括了，充分之刑事法及刑事政策論據、警察教育內容及績效制度改革、以及相應之制衡課責機制，均不可少。

單單移植所謂「先進國」之法條，顯然不夠充分，如何切實掌握本土病灶，並明辨各國制度優劣，開出最適合台灣的處方，尚有賴全體參與司改之法律人及非法律人集思廣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