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參加過318？這邊請」——國境線上的言論自由

日前日本東京舉行同志大遊行，按照往例，有許多台灣人前往參加、聲援。特別是今年台灣同婚合法化在即，日本也格外關注，特別在遊行前舉辦座談會，邀請台日雙方LGBT友善的議員、運動者交流經驗。

然而，交流團成員之一，現任台北市議員黃郁芬在臉書上指出，日本海關在掃描護照後，即將他以及助理兩人帶到小房間進行審查。海關人員一開頭就先詢問黃是否有參與318運動。在黃表示肯定後，則接著追問來日目的、交流對象等等。最後日本海關在搜身、搜行李並影印所有活動資料後，許可黃入境，在出境時亦是再次進行個別審查後放行。

黃質疑自己並無刑事前科，為何日方會有台灣社運情資，並據此進行審查？外交部則對媒體表示，這是在加強維安反恐下的正常措施。而在黃的貼文下，則有不少留言批評，任何國家對入境許可都有絕對的權限，如何審查與准否均不需理由，就算最後禁止入境，也是當然，黃的質疑顯然缺乏國際常識，也恐破壞台日友好關係。

這樣的批評乍看有理，但忽略了黃並非只是接受例行檢查，而是因日方掌握黃「參加318」而被攔下。這當中其實蘊含著國境管制與言論自由，也就是國家主權與基本人權間的緊張關係。

「國家有權」不等於「人民閉嘴」

首先各國確實有不讓外國人入境的權力，這點沒錯。但民主法治國家行使公權力，即便對象是外國人，也必須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必須有法律上的依據。相對的，當事人也有事後尋求法律救濟，要求相關資訊、質疑處分不當的權利。

例如先前曾有德國青年何丹霖，在2013年訪台時遭到禁止入境，理由是他之前在台灣當志工時，曾參與反核遊行，與許可居留目的不符。何丹霖事後提起國賠訴訟，最後勝訴，移民署遭判賠12.5萬。

而這幾年來，在中國壓力下，社運、政治工作者遭到香港、新加坡甚至泰國等地禁止入境的案例屢見不鮮。許多人使用的「台灣國」護照貼紙，也不乏遭到刁難的例子。這些都成為輿論討論、批判的對象。

沒有當權者會喜歡社會運動，因此會想在國境線上攔截外國社運人士，也可以理解。但在鎮壓異議與人權保障上孰輕孰重，面對相關批判時如何回應，就考驗各國對民主法治的重視程度。

跨國保障集遊權之必要

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來自於所有人都能以言論、集會、選舉等途徑影響政治。外國人既然沒有參政權，就只能倚賴言論、集會等途徑發聲。但外國人在行使這些基本人權時，又比本國人困難，除了語言劣勢之外，身份的脆弱性也是主因。畢竟根本就沒有任何居留事由，是明文許可可以參加集遊的。在反核的留學生或爭勞權的移工頭上，「與許可居留目的不符」的利刃，始終懸在那裡。

但單憑外國人參與集會遊行本身，就作為禁止入境或驅逐出境的理由，這很明顯是對移民法規的濫用。集會遊行自由不僅規範在各國憲法當中，也明訂於國際人權公約當中，不分本外國同受保障。而要享有集遊自由，就必須能夠抵達現場，因此禁止入境或驅逐，也同時侵害了當事人的集遊自由。因此，國家雖有權審查與限制，但同時也需要舉證，當事人活動的危害究竟何在，又是否足以大到侵害其集遊權。

台灣在威權時代，有許多外國朋友冒著風險來台從事人權運動，當中也有許多人被驅逐或禁止入境。但沒有他們的努力，許多政治犯不會獲救，台灣獨裁壓迫的真相也不會為國際所知。而直到今日，仍有許多威權國家的公民，需要外國運動者的支援。

除此之外，當企業、政府都跨越了國境，社運自然也需要跨國串連。韓國的Hydis工人被台灣資本惡意解雇，要討公道只得來台灣。而每當各類跨國高峰會舉行，在會場外總是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抗爭者，正因無法加入會場內的觥籌交錯，才更有必要在場外抗爭發聲。

回到作為這次當事國的日本，在三一一核災後反核抗爭興起之前，一般認為日本社運抗爭有著長達數十年的低潮，而其背後有著強大的公安警察（政治警察）體系，在持續壓抑著公民社會。對日本警察而言，盯住外國社運，不僅是為了防堵如反捕鯨組織等，會派遣成員赴日抗爭的外國社運團體；同時也是提防本國社運藉由國際交流，進一步成長的策略。

例如在LGBT議題上，台灣作為亞洲率先走向同性婚的國家，也不斷被日本性別運動引用作為倡議、宣傳的資源，對運動的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幫助。而根據日本學運組織SEALDs的發起成員奧田愛基所述，當時決定出來抗爭，一部分是受到318運動中台灣學生的刺激。而在這幾年之間，也數次與台灣、香港的運動者進行交流。這些發展都同樣看在日本公安的眼裡，也不為其所樂見。

這次的事件提醒了我們，所謂「台日友好」的口號，並無法讓台灣人豁免於捲入日本政府對社會運動的政治偵防之中。

奠基於進步價值的公民外交

即便承認跨國保障集遊自由的重要性，仍有不少人擔心，台灣的國際處境艱難，如果知道日本政府不希望看到跨國社運交流、串連，客人就不應隨意惹主人不開心。但這種說法忽略了，日本的「主人」並不是日本政府，而是日本公民。在台日間無法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反而應該更加重視公民社會間，基於共通進步價值的交流與連結。這樣的外交，不僅不受政府間關係波動影響，中國也難以干涉。

黃郁芬雖最後被順利放行，但日本的318情資究竟從何而來？台灣政府的角色為何？未來是否會波及其他運動的參與者，甚至是居於日本的台灣人？仍然是未解的謎團。倘若因此造成寒蟬效應，阻礙了日後台日公民社會的交流，那不僅是日本民主的倒退，同時也將會是台日外交上的損失。

國境線上的人權議題向來艱難，但絕非僅以「政府有權」、「台日友好」就可帶過的，值得我們嚴肅面對，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