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政治抗議？該放下的是對集會遊行的限制思維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日前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若當選將禁止「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抗議、請願，引發侵害人民集會遊行權利的批評。
面對批評，同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也以「台獨無助台灣發展」聲援。也有支持者認為韓明明有提到會允許環保、教育相關的抗爭，是被斷章取義；或是抬出《集會遊行法》第四條：「禁止分裂國土與共產主義」的條文，主張韓只是依法行政。
台灣雖解嚴超過三十年，但「禁止政治集會」在今日仍然成為話題，其背後的原因值得探究。日前聯合國前集會遊行權特別報告員，來自肯亞的Maina Kiai訪台，不僅拜會相關部門，也與台北市警局座談，交流處理集會遊行時的應有作法。韓的一番發言，正是回顧國際專家對台灣的觀察與建議，重新思考、檢討現行集會遊行處理方式的好時機。
對「政治」、「意識形態」抗爭的普遍疑慮
從戒嚴時期開始，集會遊行就被警方分類為「政治」、「經濟」、「社會」、「涉外」四類，各有不同的處理原則，當中以「政治」因「對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影響最大」，例如黨外人士的選舉造勢，是最嚴加管控的一類。到了解嚴時，國民黨為了壓制社運，堅持在《集遊法》中禁止「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
雖然禁止「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集遊的條文，早在1998年就被大法官445號解釋宣告違憲。而在民主化後，選舉造勢也不再具有作為戒嚴時期「民主假期」的重要意義。但對「政治集會」的負面思維，並不因此而消失。
例如在警大2016年版的教科書中就指出，因為台灣的民主不成熟，存在政黨惡鬥，因此才會有許多政治集會遊行。這次許多人引用《集遊法》的違憲條文而不覺違和，亦是一例。
放下讓異議者「消音」的衝動
除了威權遺緒外，一般人都不喜歡聽到與自己立場不同的聲音，或不希望「台灣太亂」，進而期待公權力將其消音，這才是許多反集會遊行權的政治人物，在民主化後仍能以此吸引選票，更根本而普遍的原因。
正因這類思維的普遍性，因此Kiai在訪台時，總是在演講開頭一再強調，集會遊行權作為基本人權，不需政府許可。認為政府有權、也應該限制集遊的思維本身，才是最根本的問題所在。
立場分歧本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在政黨輪替下，若執政者禁止特定政治立場表達，有朝一日必會反噬自身。而若允許不同立場者在掌權時，均以公權力對付異議者，受傷的將是民主體制本身。
因此國家真正的義務，是「協助」人民上街頭實踐集遊權。當警方執法的思維從「如何限制」轉為「如何協助」之後，往往會發現現存的許多問題，例如警力過勞、警民對立、執法過當等，將有望迎刃而解。
國際標準不適合台灣國情？
然而，到目前為止，台灣警方對於集會遊行的教育訓練，均是以「限制」為出發點。每年的機動保安警力訓練，重點均擺在如何以武力來鎮壓集會遊行。至於「溝通疏導」、「熱線聯絡」等看似柔性的行動，目的亦常是阻止人民，而非協助人民上街。
因此對於Kiai強調「協助」集會遊行的主張，與會警官則認為，群眾是盲目的，隨時都可能會盲從暴力行為，變成暴民，因此第一線警方配備重裝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台灣警察也是有在跟抗爭者溝通，但聯合國專家可能並不了解台灣國情特殊，動輒政黨惡鬥，政治對立難解，警方就算無奈，也須強勢執法。
Kiai則回應道，這些疑慮並非台灣所獨有，而是在各國都可見的主張。但首先，預設集遊參與者為「暴民」並不正確，大多數的參與者因希望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其行動必定有所節制。警方若以協助立場進行溝通，在參與者考慮社會觀感下，就有達成共識的空間。但警方若是以限制為目的，就算進行協商，也無法取得參與者的信任，「缺乏互信」才是造成衝突的主因。
Kiai進一步說明，當集會遊行現場發生暴力衝突，警方該做的是迅速區隔現場，逮捕現行犯，而非趁機進行全面鎮壓、逮捕。因為其他無暴力行為的群眾，依舊有其集會遊行的權利。警方經常主張是「群眾盲從」導致衝突擴大，但其實警方對個案的過度反應，往往才是導火線所在。
至於如何讓現場降溫，Kiai則提醒「語言」是比武裝更有力的工具。若現場指揮官能迅速而清楚的說明狀況以及執法根據，就能有效消除群眾對警察的疑慮與敵意，讓衝突不致擴散。但警察取信於群眾的關鍵，則還是要回到是否真有誠意協助，還是藉故介入。
Kiai也坦承，他知道要做到這些要求並不容易，也悖於警察以保衛權力者為優先的傳統思維，但警察必須隨著民主社會改變，不能自外於社會。傳統依賴重裝警力、水車拒馬等「秀肌肉」嚇阻，不僅製造無謂警民對立，無差別的噴水攻擊與強制驅離，亦嚴重侵害人權。用「腦」來降低衝突，跟人民一起思考如何讓集會遊行順利進行，才應該是警方發揮專業之處。
此外，許多國家都跟台灣一樣，有因歷史、宗教、種族、意識形態等因素而產生的深刻政治對立。但越是嚴重對立的國家，若有穩固的集會自由，即便政治集會頻繁，反而有助於降低社會衝突，例如曾有過武裝衝突歷史的北愛爾蘭即是一例。
集會自由的維護，需要許多制度配合。舉例而言，集遊事務由多元代表組成的委員會來處理，會比單一行政機關，更有助於社會互信。而警方的執法過程是否公開透明（如配戴顯眼名牌），對於執法不當的疑慮，又是否有中立的調查與課責機制，也關係到警方是否能為各界共同信任，而非只是被當作執政者的工具。
在這點上，Kiai對在323、324行政院的流血事件中，警方的執法過當至今竟仍未被課責，感到不解。也建議台灣應該更重視建立對警察機關的多元而獨立的課責機制，而非完全委由警方內部調查，也應保護公務機關內部的「吹哨者」。
台灣應成為人權燈塔
Kiai在返國後投書媒體，除了說明台灣遭到國際不公對待的歷史外，也指出台灣或許在軍事與經濟上不是中國的對手，但在人權軟實力上，絕對非中國所能企及。成為人權燈塔，將會是台灣爭取國際空間的最有力手段，也值得肯亞人民學習。
儘管韓國瑜在遭受輿論批評後改口稱「他不是獨裁者」，不能禁止憲法保障的權利，但也不忘稱會採「道德勸說」，希望大家齊心拚經濟。而這波「禁止意識形態遊行」的發言，或許也吐露了部分政治人物與民眾深藏心中的聲音。放眼月底即將到來的公投與地方選舉，台灣人手上的一票會怎麼投，是選後台灣人權的燈火將會更加興旺？還是轉趨黯淡？許多來自國際的目光，正注視著台灣人的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