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萱／出走慣常，走進人群——專訪生態導演簡毓群
如果說世界上每個生命都是平行線，生態紀錄片導演簡毓群的人生，就是不斷出走，與不同的生命相遇在交會點，為彼此留下一瞬間最美麗的姿態。
接受訪問的那天，簡毓群剛從宜蘭頭城《與海豚的約定》映後座談來到臺北，背著一個黑色的大背包，雖然沒有要拍片，還是帶著相機。他說話的聲音低沈柔和，語速不快，時不時會稍作停頓，彷彿在思考。
我們不能以人類為中心，沒有人定勝天這回事。
熱愛文學的他，說話經常如散文一般：「然而我也知道人一直在影響生態，談生態不可能不談人，我想在中間找一個平衡點。」
在現代社會裡，有沒有一種關係是平衡的？我的影片就是在探索這樣的平衡。這沒有答案，但我們會發現到一些好的例子，或是我們當下跟動物的交流時，有一種心領神會的時刻，你會感受到。這是我想在影片裡傳達的。
簡導從2005年開始拍攝生態相關影片，大小作品數量繁多，早期在生態製片公司工作，多次替公共電視臺、林務局、特生中心等製片，之後開始獨立拍片，作品包含《白海豚練習曲》、《臺灣南海溪蟹的故事》、《相遇抹香鯨》等，去年底（2017）完成了臺灣首部4K（UHD）生態片《與海豚的約定》。
13年的製片人生，國內外獲獎無數，但對簡毓群來說，重要的從來不是那些獎項，而是自己的影片對社會是否產生一些影響。
出走理所當然，真正走進土地
簡毓群來自南投，祖父母務農，七〇年代時，父母靠運輸維生，每天早上四點多從南投出發，趕在早上九點前將貨物送到基隆港報關。在那時候，他週末不是去農田幫爺爺、奶奶，就是和爸媽一同到基隆港去，生活單純而理所當然。
「生長環境就鄉間嘛，那就是我的世界。」對當時的簡毓群來說，自然風光的存在如同呼吸一般理所當然，童年回憶的零光片羽中，他一直沒有真正探索過自己身邊的環境。
第一次出走，是在高中。高二時，他參加了國家公園的繪畫比賽，按照導師給的《臺灣山岳》雜誌，畫了裡面的玉山主峰，畫完後，導師問他：
你畫了這個山，有沒有想去爬爬看呢？
這句話促成了簡毓群的第一次出走，走出原先對環境感到的理所當然，走進平常置身其中、卻沒有好好認識的土地。他說：「那時候開始有不一樣的觀念，原來地理或其他的隔閡，可以用主動的方式走進那裡面。」
用心的導師帶著一群高中生小毛頭走進山林，一開始先是走郊山、探訪海岸，高三的時候才開始爬百岳。簡毓群上了大學後，第一件事就是找校內的登山社，至今他都相當感念導師當初的影響。
出走主流，摸索自己的路
簡毓群大學就讀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當時系上有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是都市計畫，另一個則是老城鎮新風貌。尤其對活化舊社區、找回居民情感連結，他特感興趣。
然而由於都市計畫較方便就業，而改造老城鎮又已有多所國立大學投入，因此系上並不重視老城鎮新風貌這個方向。無法適應的簡毓群開始逃避學業，投入登山社，擁抱山林，還當了兩屆社長。
另一方面，他也逃入圖書館。受朋友影響，簡毓群對村上春樹深深著迷，村上作品裡常會提到一些作家、爵士樂或電影，他就追著這些關鍵字繼續探索。
越逃避現實，就越走進非現實的世界，但那裡面好像有一部份又和生活很類似。
回憶年少輕狂和迷惘，他溫柔地說：「有一段時間好像很討厭這個世界、覺得身邊的同學都不懂你。現在回過頭來，會覺得那是在自我探索，開始挑戰主流價值觀，覺得：那些真的好嗎？」
順著村上春樹小說裡的關鍵字，他看了一系列的歐洲電影：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新浪潮，現在回想起來，簡毓群承認當時自己並沒有看得很懂，但他純粹地喜歡那樣浪漫、實驗性的感覺。
「文藝青年」的簡毓群，身邊找不到太多志同道合的夥伴，為了了解更多，修習傳播藝術的課程，是他在影像製作上的啟蒙。當時能做的不多，但他逐漸明白怎麼實際產出一支影片——場記要做什麼、導演要做什麼、企劃主題如何設定焦點。一點一滴，簡導對製片有了模糊的輪廓。
出走原系所，追逐拍片夢
大三唸完之後，簡毓群休學了，當兵期間，一有空就抱著電影系的插大考題念，希望退伍後考入電影系。眼看即將退伍，當初登山社的社員突然問他：「要不要來拍生態影片的公司工作？」
起先他很猶豫，但在社員鍥而不舍的邀約下，終於去面試了。他跟老闆說：「我想做企劃。」那時簡毓群其實不知道企劃要做什麼，只是別人告訴他，會企劃未來什麼都能做，他就如此要求。
然而，老闆對他說：「毓群，這個我會放在心上，但現在公司缺的是攝影師。」於是，簡毓群就成了攝影師助理，雖然沒當上企劃，他仍腳踏實地學習，並告訴自己：「既然當助理，就當最強的助理！」當時薪水不高，但熱愛四處拍片的簡毓群甘之如飴，更令他振奮的是，因為大學得過兩座文學獎，老闆也讓他負責影片的腳本。
出社會第一份工作，一待就是四年，但參與了多支影片的製作後，他逐漸體會到臺灣拍攝生態影片的侷限。
「那時拍生態的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一個是公視節目（早年稱廣電基金），一個是農業委員會，再來就是營建署國家公園。」簡毓群說，當時的影片預算普遍不高，且必須受限於官方出版品的保守窠臼，很難深入探討議題，多半都是偏向科普或地理風光的介紹。
他也深感臺灣製片環境的不足。當時生態影片資源少，業界競爭強烈：
臺灣業界就是這樣子，你要打敗對手，才能拿到案子，拿到案子後，你再挖東牆、補西牆。有些地方單位的案子長期掌握在某些人的手中，容易生產出制式、千篇一律的影片。
在製片公司工作的後期，外交部開始引進與國際頻道合作的機會，簡毓群也參與國家地理頻道、探索頻道的拍攝，國外製片內容的手法、公約規範都令他印象深刻，他逐漸了解：拍片還有更多可能性，在想法上開始與前輩有所出入。
出走製片公司，想拍不一樣的生態片
正當侷限的環境逐漸增強簡導出走的意念，他因緣際會參加了一場全景傳播基金會的工作坊，觀賞全景系列影片。簡毓群看著有感性、有抗爭、有議題的影片，打開了眼界，並且在他又看了生態紀錄片導演柯金源的影片後，不禁思忖：
有沒有一種拍片的可能，可以有議題，又可以把生態拍好？
他反思，過去大多生態影片總是的以人類為中心，把生態保護變成政府和人類的功德；而以真實草根力量為核心價值的全景傳播基金會則認為，社會問題來自於人為與政治，當大部分人理所當然接受現況時，會有一群人無法接受，與之抗衡。簡毓群希望走在兩種類型影片的中間，把生態拍好，也講議題。
《白海豚練習曲》正是這樣思考下的第一個產物。他離開了公司，開始獨立製片。不同於一般的生態紀錄片，簡導將自己放進影片，以第一人稱敘述自己如何走進海洋，理解人與環境的拉扯。
那時恰逢國光石化設廠的抗爭，簡毓群參與了一場又一場公聽會和街頭抗爭，紀錄官方的說法、學者的觀點、環保團體的訴求、漁民的顧忌，一次又一次出海拍攝，最後甚至到中國、香港、新加坡、泰國取經，設法尋找人與環境的平衡點。
影片結尾，香港海豚保育協會會長洪家耀說：「如果我們一直以白海豚和江豚的最大利益為考量，我想我們就能夠找出方法，來解決海岸發展和海豚保育之間的衝突。」或許這正是簡導繳上的答案卷。
《白海豚練習曲》不只訴說了臺灣白海豚生態保育的起步，也是他個人追尋理念的「練習曲」。從2009年開始，他一邊拍攝這支影片，一邊就讀於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短短兩、三年期間，他同時也拍攝了十來部短片：白海豚、國光石化、六輕、蘭嶼反核廢……。回想起來他才發現，自己大概是那時候做最多自發性公益短片的人。
▲ 由簡毓群拍攝與剪輯的《白海豚之歌》MV。
再一次出走：選擇背對觀眾，想突破同溫層
2005年迄今，簡毓群拍攝生態已經13年，在業界闖出了一片天，獨立製片工作也上了軌道，他並沒有因此自滿，依然隨時自我反思，並考慮開始「背對觀眾」。
「我覺得現在資訊很多，就不用在影片裡面講太多知識，我比較想把故事講好。」他說，一開始的目標是把生態拍好，做好最重要的基本功；現在則認為可以繼續邁出下一步，花更多時間鋪陳美學、形式和結構。
至於影片主題，他依然會繼續留在海上。
簡毓群說，一開始會拍海，就是因為臺灣拍生態的人已經很少，拍海的人又更少。生長於臺灣「內地」的南投，簡毓群從小對海的印象只有課本上的〈爸爸捕魚去〉，那時他心中的海可怕而遙遠。待長大後，他才開始疑惑，臺灣屬海島國家，為什麼對海洋卻如此疏離陌生？他認為，海是一個很好的介質，連結了土地，也連結了人，有著無限的可能，希望自己能從海來檢視臺灣人民、生態和世界的關係。
除了拍片，簡毓群也持續思考如何帶來更多影響力。在拍片過程中，他會發掘潛在、被忽視的生態議題，例如他在馬祖看到江豚保育缺乏能見度時，便拍攝影片、提供照片，與研究者一同協求鄉親的關注，希望能夠讓海洋裡隱蔽的生命能被看見。此外，為了讓更多人了解生態，近來他也親自走訪各地，與中華鯨豚協會合作舉行《與海豚的約定》映後座談，並著手環境教案的設計。
在簡毓群的製片人生中，他不斷挑戰臺灣紀錄片的可能性。他是個再平凡不過的人，會懷疑現況、會想逃離慣常，他之所以能跳脫平凡，是因為他不為自己設限，也不停下腳步。
然而，迥異於簡導積極拓展新的方向、與他者相遇，這些年來，生態議題在臺灣仍沒能走出框架。簡毓群承認：「無論海洋還是山林，一直都在繞圈，看似在前進，但前進幾步就會改變方向。轉了轉，卻從來沒有真正轉出人類中心的框架。」不過，他並不會因此沮喪：
我只能說，你不能悲觀，也不能樂觀，要有好奇心，並永遠保持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