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人瑄／餵牠是為牠好？餵食之外，更對等的跨物種接觸（上）
某次讀書會中，一位朋友問大家：「某私人動物園要開放民眾付費餵長頸鹿，你們怎麼看？」長期關懷動物福利的這群人，理所當然地一致反對，大家開始以「長頸鹿」為主詞發表意見：「長頸鹿是野生動物欸」、「長頸鹿可能因此挨餓（以便遊客餵食時牠會吃）」、「這樣長頸鹿會被打擾吧」，充分表現出「若這個舉動對長頸鹿有害，再怎麼樣都應該避免」的心態。
「我覺得遊客應該要先上課。」忽然出現了一個以「遊客」為主詞的想法。「若那家私人動物園為了營利考量、再怎麼樣都要讓遊客餵的話，遊客不該只是花錢買飼料，買一個餵食野生動物的權力，而應該是要花錢讓自己學習與成長。動物園可以收費，先給參與者上課，讓他們真正認識長頸鹿以及牠們在園區的生活，也學習餵食技巧，以及餵食行為對長頸鹿的影響。要讓他們『不虛此餵』。」
大家是否曾經思考過自己為什麼享受餵動物（如果你喜歡餵動物的話）？這樣的舉動可以讓你學習到什麼？在這個標榜動物園、野生動物園、觀光農場等都可以是環境教育場所、肩負教育使命的年代，這兩個提問絕非多此一舉，而是該機關單位和所有潛在遊客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亦即從行動者的學習結果，回頭檢視為何而教，以及教育目的是否達成。
人為什麼喜歡餵動物？
營利單位的考量，會隨順遊客的喜好以求獲得收益，這不難理解；會邀請遊客來做餵食體驗，當然是因為會有遊客喜歡，且十分願意參與。而「人為什麼喜歡餵動物？」則是這類舉動存在的根本課題。
原因之一，或許是餵（野生）動物讓人們與動物有近距離接觸的機會。這個推測建基於美國昆蟲學家威爾森（E. O. Wilson）博士所提出的「親生命假說」（biophilia hypothesis），他認為人類素有親近生命、自然的本能，具有「與其他生命形式相接觸的欲望」。也因此，人們會養寵物、種植花草樹木、爬山等，或是去動物園親近各種非人動物。根據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物種存繼委員會的統計，全球每年約有61億多人次湧入各地的動物園參觀；而臺北市立動物園在過去五年中，每年的遊客人次都超過300萬。
人也是社會性動物，有群居和與其他個體相伴的需要，也喜歡和其他人或動物建立社會連結。人們會透過語言和社交互動來認識所處的世界，我們尤其仰賴語言來交流或分享。但由於非人動物沒有像人類一樣的語言，所以餵食、撫摸或照護等，就成了人類與牠們之間的社交聯繫方式。
當我們與非人動物接觸或交流時，也很喜歡照相，因為這是我們想要記錄與保存的時刻，也可以在未來與更多人分享。人們會在那個當下感到好奇、興奮、激動、驚喜，或許還帶點害怕與羞怯，在認知與情感上種下了這個「跨出人類社交範疇」的異種接觸印記。就連有些常常接觸野生動物的研究人員，也會在某個時刻情不自禁地舉起相機，與自己觀察研究的對象自拍一下。
喜歡餵動物的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我們相信這個舉動會幫助牠們生存。任教於劍橋大學的英國作家海倫・麥克唐納（Helen Macdonald）曾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探討人們餵食野生鳥類的舉動。她引用英國自然作家馬克・卡克爾（Mark Cocker）的說法，認為「這種簡單、方濟各會的為鳥類奉獻食物的舉動，使我們對生活感到愉悅，並以某種基本的方式贖回自己。」那是一個展現人道的方式，行動者對那些有需要的表現出悲憫，也為自己貼上「開明個體」（enlightened individual）的標誌。
值得注意的是，麥克唐納指出，當我們在餵動物時，會希望牠們按照我們所期待的條件來作為（to be on our terms），而不是按照牠們的條件，我們期待牠們「尊重牠們自己在這不言而喻的社會秩序中的地位」。那或許是一種具有上下位階的秩序。
她舉例說道，當一隻時時警惕的松鼠或小鳥，基於對你的信任，而可以從你手中取走食物時，那可說是既可喜又特殊的時刻。松鼠充滿野性但又溫順，而我們與牠們之間的界線被跨越了！可是，如果一隻松鼠在你的手臂上跑來跑去、不停地向你討食物，甚或是一隻海鷗向你俯衝過來，飛快地從你手中搶走你正打算享用的三明治，你可能就會產生某種接近憤怒的情緒了。在我看來，這些松鼠或海鷗，只不過是用牠們自己的方式來回應當下的環境狀態罷了。
我們往往以為，野生動物的某些作為是針對我們而來；但對於牠們來說，人們或許只是牠們周圍環境的一部分，我們的出現帶來了新的食物來源，牠們只是本著天性對環境中的改變作出反應。吃飯皇帝大，不是嗎？但話說回來，這些反應行為在牠們的生活中並不常見，畢竟對野生動物來說，人類的介入只是偶然。
更為「對等」的互動模式
那餵食等這類對非人動物的舉動，可以讓我們學習到什麼嗎？或許，這個過程與思考，能夠讓我們「在互動中學習互動」。
若我們能夠因此創造一個與非人動物間更為對等的互動模式，讓牠們也能夠像我們一樣、依照自己的條件來行事，那會是一種很好的學習，學習增進自己與動物之間的友好關係。這或許要仰賴人們的「適度作為」或是「不作為」，以騰出時間與空間，賦予對方在關係中的主動權，讓牠們能以自己的方式，來回應我們的存在。
以野生黑猩猩和珍古德博士（Jane Goodall）為例。由於人類本來並不居住於岡貝溪的叢林，博士的出現，對於當地的原生居民——野生黑猩猩——來說，絕對是「新的」。而黑猩猩遇見新奇事物的自然反應是先保持距離，並加以觀察，以確認對方是否會帶來危險（其實人也有這種反應）。也因此，博士在開始研究計劃後的六個月內，沒有見到任何一隻黑猩猩。博士曾表示，她知道黑猩猩就在那裡，也知道牠們會觀察她，但就是看不到牠們。
岡貝溪的黑猩猩沒有研究計劃的壓力，但是珍古德博士有，所以她也會構思其他不帶威脅性的、或是吸引牠們的方式，來試圖拉近彼此的距離，但只要她一靠近，結局往往是黑猩猩們一哄而散，她也只好無功而返。由此可見，「關係」中的兩方如果缺了一方的接納與參與，就無法進一步「交往」了。
直到有一天，一隻成年公猩猩出現在博士的營地，牠來拿取食物。博士後來為牠取名為「灰鬍子大衛」。博士看見牠，灰鬍子大衛也看見博士，然後，牠轉身離開營地。但博士注意到一點不一樣，就是灰鬍子大衛是用走的！牠用走的，用一種博士可以跟得上的速度，走著、走著，博士隔著一段距離跟著牠，一陣子之後，她看見了其他的黑猩猩，正做著牠們的日常。灰鬍子大衛帶領博士進入牠所屬群體的領域，而那群黑猩猩的表現，反映出對博士的存在已經開始不以為意了。
一開始，珍古德博士抱著不打擾的心態想要接近這群野生黑猩猩，並想隔著一段距離來觀察牠們。六個多月之後，這群黑猩猩接納了博士的「想要」，讓她接近與觀察。至此，他們開始深深地介入對方的生命，也對彼此的生活造成或多或少的改變。
人與人交朋友似乎也是這樣的一段過程，但可能快得多了，或許是因為我們有著共通的語言。不過，若將「能夠相互理解」作為溝通的基準，人與非人動物之間也可能透過「共通語言」來拉近彼此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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