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性別不平等（上）：女性作為主要照顧者，承擔高感染風險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席捲全球，截至目前（3/27）為止全球已有超過52萬人感染、逾2萬人死亡，不僅奪走了許多人的家人與朋友，更對各國醫療體系和經濟狀況造成巨大衝擊。針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各國紛紛採取防疫手段，試圖防堵或減緩疫情所造成的影響，包括關閉學校與商店、禁止大型集會、鼓勵在家工作，並禁止或勸說人們減少出門、旅行和參與社交活動，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
隨著政策發布，人們逐漸意識到，疫情對於我們的影響已遠遠超出個人健康，也衝擊整體社會的平衡與和諧，以及經濟發展。因此，針對這次疫情，除了有從醫學和公共衛生出發的分析以外，也有越來越多學者和評論者指出，我們應該看到國籍、地域、種族和社經地位等因素會如何和疫情相互作用。
比方有學者認為，僅管病毒本身的傳播並不區分對象，但經濟不平等卻會使病毒對人們產生歧視性的效果，也有學者以「災難資本主義」的概念指出，許多政府和企業會利用這樣的危機來推行對自己有利的政策，更有人認為，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是資本主義本身帶來的災難。
性別作為防疫的分析面向
其中，「性別」是一開始較少為人注意，但近日越來越多倡議者強調，不應該被忽略的一個分析視角。儘管醫學資料發現，目前病毒對男性的影響較女性為大，而男性的死亡率（2.8%）也高於女性（1.7%），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某些已存在的共病會提高致死率，包括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而男性中有較多人口患有這類疾病。然而，這並不代表女性就可以被排除在病毒的威脅之外。學者們指出，事實上，女性可能在其他方面因為疫情而遭受更深遠和嚴重的影響。
如同社經地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某些人口群特別容易因為疫情受到傷害，例如中低階人口會因為貧窮和較窘迫的醫療條件、生活環境，而在較年輕的時候就發展出上述那些會提高死亡率的疾病。又例如在沒有全民健保的國家裡，貧窮會限制個人取得醫療協助的機會，性別不平等也有著同樣的效果。現存的性別不平等會使得男性和女性在疫情之下有不同的經驗，例如感染風險和取得治療跟照護機會的不同，而疫情又會加深性別不平等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一個獨特或新穎的現象。回顧人類歷史上的重大危機，都可以發現性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論是2003年在亞洲爆發的SARS，還是2014至2016年間西非經歷的伊波拉（Ebola）病毒；此外，這個現象也不僅限於健康和公共衛生危機，學者們發現，2007至2008年間的金融海嘯對女性的經濟處境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然而，這些討論往往在危機結束後也隨之消失，沒有進一步被納入分析的架構和相關政策，於是在下一次危機來臨時，性別面向又再度被忽視。因此，面對本次疫情帶來的全球衝擊，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們紛紛呼籲，在分析和處遇面上納入性別考量是刻不容緩之事。
「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個人和社群在疫情下的處境？女性又可能因為性別而面臨哪些特殊的困境和風險？這可以從三方面來說：病毒本身的威脅、防疫政策造成的影響，以及長遠的經濟處境。
感染風險的性別差異
在一份2007年出版的報告中，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指出：典型的性別角色會「影響女性和男性如何分配他們的時間、他們各自會接觸到哪些感染源，以及（風險）暴露的性質、頻率跟強度。」換句話說，即使病毒不會挑選感染對象，但每個人接觸到病毒的可能性卻有所差異，自我保護的機會及能夠使用的工具也不盡相同，影響因素包括職業、生活環境和型態、社經地位、整體社會的資源等等，而性別又會形塑上述這些因素。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根據WHO於2019年的統計，全球有將近70%的健康照護工作由女性擔任，她們又大多擔任護士和第一線照護人員，比起醫師來說更常需要直接接觸病患、處理基本的護理和協助工作。這表示，在面對具高度傳染力的病毒時，這些女性因為她們的執業環境而格外容易置身於風險之中。
此外，不只是在職業環境，在私領域中女性也經常是主要的照顧者，因而有更多的機會和病人接觸，而難以選擇以「自我隔離」的方式自我保護。比方說，非洲西部於2014至2016年間遭到伊波拉病毒肆虐，非洲女性作為家庭照護者，不僅需要服侍病人，也負責處理喪葬事宜，許多女性因此在過程中遭感染。統計發現，在剛果共和國，70%的伊波拉感染者為女性。
針對冠狀病毒疫情的主要預防方式之一是保持人際間的距離，藉此阻擋病毒傳播，然而，女性卻可能面臨很多難以避免的人際接觸。例如她們經常負責家庭的採買工作，進而必須承擔出入賣場等公共場所帶來的風險，此外女性也多半需要負責照顧家中其他人，例如幼兒和老年人，在新冠肺炎對老年人口特別有威脅性的情況下，許多老年人口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要出門，這時候照顧他們的工作會落在誰身上呢？
弱勢身分，導致資源取得不易
由此延伸，除了必須承擔無償勞動的家庭照顧者外，女性還經常扮演另一個身分：被支付薪水以承接被外包的照護工作和家庭勞動的家務工們，與此同時，這些家務工經常還有其他的弱勢身分，例如移工。台灣之前就曾出現過一起移工感染的案例，該名移工正是因為受雇於醫院中照顧雇主生病的家人而造成感染。
藍佩嘉教授在《跨國灰姑娘》一書中指出，台灣家庭得以透過全球國族和經濟階序，而將家務工作外包給這些來自全球南方的女性們，移工女性們為了維持生計則必須拋下自己的家庭，飄洋過海照顧「別人的家人」。在疫情威脅之下，我們可以發現，如今被外包的不僅僅是家務和照護工作，還有健康風險。
移工女性們因為性別和國族的雙重弱勢，必須在第一線承接病毒風險。更甚者，她們的弱勢身分也讓她們缺少自我保護的手段，例如台灣政府剛實行口罩實名購買制度時，就有人提出，移工們可能因為沒有身分證件而無法取得口罩，或是移工們漫長的工時、不彈性的工作環境、有限的薪資，是否有可能讓她們無法投入時間和經濟資本取得口罩（如買口罩經常需要排隊）？
最後，除了較高的感染風險以外，性別身分也可能造成醫療資源取得機會的不平等。例如剛果的伊波拉感染者多為女性，除了因為女性多為主要照顧者而有較多機會接觸病人外，她們也會因為過去的就醫經驗而對醫療體系缺乏信任，進而排斥或延遲就醫。另一個例子則是茲卡（Zika）病毒於2015至2016年間在中南美洲快速傳播時，許多女性因為缺少對自身性健康的主導權、沒有接觸醫療服務的適切管道或必要的經濟資源，而沒有辦法獲得醫療協助；當時在許多國家內，女性能否就醫取決於她們的男性伴侶。
回到冠狀病毒，類似的性別差異（或說阻礙）是否也有可能存在？這些思考的重要性在於，當我們了解性別對感染風險、路徑、症狀表現和就醫行為上所導致的不同時，才有可能理解不同性別是否在防疫上有著不同的需求，進而發展出最適合、最有效的策略，也避免在防疫的同時加深或複製現有的不平等結構，使得某些群體陷入更窘迫且弱勢的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