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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這樣的人:性犯罪事件裡,「黃金男孩」與壞女孩的父權模板

性犯罪中的加害者,若有「高學歷」、「形象良好」或「討人喜歡」的形象,可能引導我們走入特定的認知框架裡。示意圖。 圖/路透社
性犯罪中的加害者,若有「高學歷」、「形象良好」或「討人喜歡」的形象,可能引導我們走入特定的認知框架裡。示意圖。 圖/路透社

日前南韓爆出了一起駭人聽聞、被稱為「N號房事件」的性剝削案件,主嫌在網路上威脅、勒索年輕女性,強迫其拍攝性愛影片,並對其性侵甚至性虐待,隨後再利用社交軟體Telegram散布受害人的影片牟利,吸引了將近26萬的「觀看次數」。由於案件涉及的參與者和受害人人數極高、且包括許多未成年人,又牽涉到「網路性剝削」這個相對「新穎」的性別暴力型態,故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正因如此,「N號房」主嫌趙周彬遭警方逮捕後,媒體亦爭相報導。除了趙周彬「感謝」受害者與警方讓他得以停下「惡魔般人生」的言論反覆被引用外,媒體們在提到趙嫌時,幾乎都會強調另一件事:他在校成績優異,是個高材生,曾經拿過獎學金。在所有趙周彬的個人背景資訊中,為什麼這點會特別常被提到?換個角度問,得知這樣的資訊,對於閱聽者來說有什麼意義、又會促成什麼樣的聯想跟詮釋?

筆者想要指出,在性別暴力相關新聞中,經常可見這類對行為人的描述,例如行為人「高學歷」、「形象良好」,或「討人喜歡」等。這類描述或許可單純被視為對當事人的部份「側寫」,卻往往有著更深遠的影響和意義,帶領作為旁觀者的我們,走入一個特定的認知框架裡,以特定的方式來理解性別暴力議題、事件中行為人和受害人分別扮演的角色,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動力。

簡言之,這個框架所意圖呈現的經常是一個「黃金男孩」與「不檢點女孩」的對比,而身為「黃金男孩」的行為人得以獲得同情,不檢點的受害者們則會經歷不信任、責怪,甚至懲罰。

性別暴力所涉及的其實是「展現權力」和「控制」的慾望。攝於2018年4月,印度邦加羅爾。 圖/美聯社
性別暴力所涉及的其實是「展現權力」和「控制」的慾望。攝於2018年4月,印度邦加羅爾。 圖/美聯社

出人意料的行為人

從表面文字上來說,很多時候,我們讀到的是一種「震驚」的態度,社會大眾似乎無法把「高學歷好成績」、「討人喜歡」、「長相好看」這樣的形象,與犯下性暴力惡行的人聯想在一起。比方說,未經同意上傳前女友私密影像而遭判刑的東吳男大學生,在媒體口中始終不脫離「天菜」的稱呼,許多報導更經常強調「長相帥氣」的他,在社群網站上有多受歡迎。

另外,數年前因為不同意女友分手要求,而持刀砍殺對方的台大「高材生」張彥文,回顧媒體報導,他「又會玩又會唸書」的形象也不斷被提及。

在這些描述中,會讀書、人緣好的「黃金男孩」(golden boy)們的性別暴力行為出人意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深信,這些「優秀」的人不應該與任何犯罪或暴力惡行掛勾,反而應該是正直而誠實的好人;另一方面,在主流社會的想像裡,性犯罪者或性別暴力行為人,通常都有著某種固定的樣貌與形象,如:粗鄙、教育程度不高、屬於社會底層。因此這樣的「反差」令人驚訝,超出了我們的普遍認知。

然而,與其說是這些人超出了認知,不如說是一直以來我們對於性別暴力的認識,都太過淺薄與單一。許多人依舊認為,只有身處特定社會地位的男性才有可能參與性別暴力,卻忽略了,儘管某些社會經濟因素確實有可能成為暴力的觸發因子,但性別暴力所涉及的其實是「展現權力」和「控制」的慾望,這樣的慾望紮根於將男性定位成「支配者」、女性則必須是「臣屬者」與「付出者」的父權社會。

因此,信服這套父權規範的男性就獲得了理由,以各種手段鞏固他們的支配地位,並實踐對女性的征服與控制,例如對「好女人」的獎勵與對「壞女人」的懲罰,而這些懲罰自然包括了肢體、情感和性的暴力。

這樣的控制慾望經常和個人在其他層面(如學業、工作和社交)上的表現無關,甚至有些時候,在其他社會層面上的優勢和特權,還可能會合理化與強化這樣的支配慾望,並且賦予個人更多的資源和「武器」,得以實踐控制、壓迫與暴力。

這並不代表每一個男性都是潛在的暴力行為人,但當我們反覆強調某些加害者符合主流社會標準的「好形象」,並因此對「黃金男孩」的暴力行為感到不可置信時,我們可能不自覺地簡化了對於性別暴力的想像,而這也可能限縮我們的理解空間,甚至因此使得更多暴力行為難以被覺察。

「黃金男孩」可能將我們關注與同情的對象,從受傷的當事人轉移到造成傷害的行為人。攝於2018年9月,法國巴黎。 圖/路透社
「黃金男孩」可能將我們關注與同情的對象,從受傷的當事人轉移到造成傷害的行為人。攝於2018年9月,法國巴黎。 圖/路透社

失足的「黃金男孩」

另一方面,我們可能因此忽略,性別暴力是一個結構問題。即使我們願意承認、接受,「黃金男孩」也可能犯下性別暴力,卻經常不自覺引用一種「失足」的論述,認為這些男性只是「一時不察」而「不小心」犯了錯,如類似「他不是這樣的人」的說詞是最常見的例子。這樣的論述下,暴力行為得以和個人區分開來,彷彿暴力是一個從天而降的「惡魔」,不經意地俘虜了個人,而個人只能聽命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黃金男孩」的形象建構一方面可以讓某些行為人變得無辜,另一方面則有可能再次妖魔化另一些行為人。和無辜的黃金男孩對比,另外一些符合主流想像的行為人,則被轉化成天生帶著邪惡本質的「淫魔」,於是性別暴力又再次成為一個「個別妖魔」的行為,成因是個人內在的惡質和失格,而不是整體社會的縱容和默許。

然而,無論是對行為人的無辜化或妖魔化,都會產生同樣的問題——也就是讓性別暴力問題變得真空。性別暴力變成個人偶然「失控」或「邪惡本質」的產物,另一方面它也脫離了社會脈絡,使我們無從追究,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性別想像和規範,以及社會資源與機會的不平等,導致性別暴力發生。

最後,「黃金男孩」的形象論述,也可能成為替性別暴力行為人脫罪並賺取同情的藉口。如前所述,這些形象良好的男性成為無辜的「失足者」,他們的行為因而被輕描淡寫、成為無心之過,因此「不值得」太嚴重的處罰和譴責。與此同時,他們在其他社會層面上的優秀表現,也得以轉移注意力,使人們從憤怒變為同情。

比方說,2012年美國俄亥俄州斯托本維爾(Steubenville)市的兩名高中男生,在一名女同學酒醉後對她性侵,並用手機拍攝過程。涉案的兩名男性都是該校的明星足球員,而在他們遭到少年法庭判刑後,媒體輿論中出現了許多對他們的同情,CNN的一位主播就公開表示,這兩個身為明星足球員的好學生,原本應該有著光明的未來,卻看著自己的人生在宣判刑期那一刻分崩離析,而目睹這一幕對她來說「非常難受」。

儘管這段言論激起許多反彈,但類似說詞卻不罕見:懲罰這些黃金男孩可能「摧毀他們的大好前程」,他們不應該因為一時失足而失去所有。

這類說詞的危險之處在於,我們關注與同情的對象,從受傷的當事人轉移到造成傷害的行為人,被「摧毀」、需要被「修復」的,不再是受害者的人生,而是行為人的前程與好形象。更甚者,它們往往創造了一種虛假的對立,並打造一個新的「加害者」——如果這些黃金男孩是無辜的失足者,卻「不幸」必須失去似錦前程,那是誰「害」他們陷入這般處境的呢?自然是那些指控他們的女性。

斯托本維爾市兩名高中男生被指控性侵後,數位民眾戴面具、以標語在少年法庭外示威。 圖/路透社
斯托本維爾市兩名高中男生被指控性侵後,數位民眾戴面具、以標語在少年法庭外示威。 圖/路透社

被赦免的男性與不可信的女性

康乃爾大學哲學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在其專書《不只是厭女》(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中仔細探討了這個現象。她指出,在父權社會裡,為了讓手中握有特權、身處支配地位的男性既得利益者得以繼續維持自己的地位,並鞏固父權秩序,人們傾向於給予這些男性更多「證詞上的優勢」,也就是更相信他們所說的話。這乃是因為,一旦我們容許女性透過語言和知識挑戰男性、證明男性的錯誤,就有可能造成地位的翻轉,而這是父權社會所不能容許的結果。

此外,曼恩提出了「同理他心」(Himpathy)的概念:根據她的說明,在父權邏輯裡,男性是取用者,理當獲得來自女性的情感、體貼和諒解,因此我們會不自覺地給予男性同情,並傾向於原諒他們所犯下的錯誤。而黃金男孩的形象又可加強這個優勢,一來讓男性獲得更多信任,二來讓與他們對立的女性面對懷疑。

布洛克.透納(Brock Turner)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2012年時,透納被指控在大學校園內性侵一名參加派對後因酒醉而意識不清的女性,即使案發當時有兩名目擊證人,但人們還是不願意相信透納「是這樣的人」,他的家人與朋友紛紛發表聲明,強調就讀史丹佛大學、領取游泳獎學金的透納是一個多善良、優秀的男孩,絕非會犯下性侵的「惡魔」。

透納是一個典型的「黃金男孩」,這個訊息在他的親友和媒體口中不斷被重複,一方面拉開透納和「性侵行為人」身分之間的距離——這樣的好男孩不可能做這種事——另一方面也為他賺取同情。他的父親對媒體表示,他心疼自己的兒子,因為透納如今「失去了好胃口」,而且兒子過去20年來的優秀表現,不應該因為這一起「單一事件」而被抹煞。

這樣的可惜甚至延伸到法官的判決,審理該案的法官表示,他擔心有罪判決會對透納的未來有「重大影響」,因此最終給了他相對寬鬆的判決。

但該案的受害者呢?與透納相反,這個生活已受到重大影響的女性,在法庭上收穫的不是同理和關懷,而是無盡的提問及對私生活的嚴格檢視:她為什麼參加派對?穿了什麼?為什麼飲酒過量?她有酗酒問題嗎?這些提問和質疑都意圖暗示著兩件事情:第一,這個女性並不可信賴;第二,就算她所言為真,她也必須為發生的事情負責,這起暴力不(只)是透納的錯。

「證詞優勢」和「同理他心」兩者的交互作用,決定了我們看待性別暴力的視角:我們傾向信任、同情男性而懷疑女性。由此而生的是「責怪受害者」的文化,控訴男性的女性往往面臨行為不檢點或另有所圖(例如金錢)的指控。

尤其當被控訴的對象是所謂的「黃金男孩」時,女性可能遭受更大的壓力,她們從為自己發聲、爭取權益的受害者,搖身一變成為「剝奪」了男性「璀璨未來」的加害者,並因此面臨攻擊與懲罰。這些攻擊與懲罰一方面赦免了男性,另一方面恐嚇其他女性,使其恐懼與退縮,而不敢說出自己的受暴經驗。

性犯罪中的女性受害人,往往需面對更嚴苛的檢視。攝於2020年3月,西班牙巴塞隆納。 圖/路透社
性犯罪中的女性受害人,往往需面對更嚴苛的檢視。攝於2020年3月,西班牙巴塞隆納。 圖/路透社

被原諒的「失言」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機制不只存在於性別暴力事件中。在討論性別議題時,我們經常也用同樣的態度對待一些「失言」的男性。例如聲稱對方只是「率真」、「直言」、「剛接觸議題,還在學」,或試圖用男性在其他方面的表現來為他們開脫。

這並不是說,任何人都不能在性別議題上犯錯或說錯話,如同其他任何問題,性別也是一個需要學習的領域,人們並非天生就會。但我們必須檢視的是,我們是否習慣給予男性更多的「寬容」?女性是否有機會獲得同樣的「諒解」?我們是否總是慣性為男性的失誤準備好解釋、原諒他們,甚至反過來責怪那些指出錯誤的女性?

這也不是說,性別議題上的失誤都不能被原諒,但父權社會打造了一個機制,讓某些人的失誤特別容易被理解與遺忘,因此有更多的空間反覆犯錯,他們可以不斷地「失言」,卻總不需要為此負責,反倒可以透過這個赦免男性與責怪女性的機制,繼續維持自己的權力地位。

因此,同理心縱然是美德,我們卻必須謹慎地檢視自己的道德直覺,反省自己是否不自覺地服從了這套運作機制,在傾聽男性與女性時,給予不同的信任與懷疑標準,還有是否習慣性地原諒男性與懷疑女性,並藉著這個過程,再次鞏固、強化父權社會裡男女的話語權和地位差距。

攝於2016年6月,巴西里約熱內盧。 圖/路透社
攝於2016年6月,巴西里約熱內盧。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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