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藏族網紅被前夫燒死後：談「性別暴力」的普世性

日前，一起家庭暴力新聞席捲了中國的新聞媒體與社群網站。30歲藏族女子拉姆遭前夫施暴多年，但多次報警無用，警方往往回應「清官難斷家務事」，拉姆又因為不捨兩名幼子而選擇留在婚姻關係中。直到今年5月，拉姆首次和前夫協議離婚，獲得一名孩子的撫養權，但事後前夫卻以幼子性命威脅復婚。復婚後，前夫的暴力變本加厲，最終拉姆向法院訴請離婚，以失去兩個孩子的監護權為代價，換回自由之身。

然而，自由的時間並不長。9月中，前夫持刀入侵了拉姆住處，在她全身潑灑汽油點火。拉姆全身90%面積燒傷，住院治療16天後，於10月1日宣告不治死亡。拉姆生前在抖音平台上傳工作和生活日常，以「正能量」的個性態度累積了許多粉絲，其「網紅」身分也使得這起事件與家暴議題在中國社會受到廣大討論。

雖然也有台灣媒體報導，但這則消息在台灣社會並沒有激起太多水花。然而，在少數的新聞下，卻可以發現許多評論者發表如「中國不意外」此類的評語，意指像中國這樣不重視人權的獨裁國家，追求女權自然也是緣木求魚，或暗示中國社會較為落後，其特殊的社會環境也造就較為「野蠻」的男性。

事實上，這類言論並不令人陌生，每當中國社會爆發性別暴力或性別壓迫相關議題，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觀點。除了中國以外，當性別暴力發生在如印度等在台灣人眼中較為「不進步」的國家時，許多人的立即反應總是「XX不意外」，似乎把性別暴力當成是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特產，與自己所在的「文明社會」無關。

性別暴力的交織性

然而，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或者說，對女性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從來都不侷限於特定地理環境與社會，相反地，這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

誠然，各地特有的社會、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確實會形塑性別暴力議題如何被看待與處置，例如一個國家有沒有家暴法，以及當地基層警政人員是否了解家暴議題等因素，可能會影響受暴者的求助與行為人所受到的處遇。

但對女性的暴力不分國界與種族，即使是看似相對「文明」、「進步」，並崇尚平等的社會中，對女性的暴力至今仍舊未能根除。因為對女性的暴力乃是父權規範下的產物，父權體制以暴力作為恫嚇和懲罰的工具，用來提醒女性安分守己、不得逾矩，同時也維持社會中享有特權的男性既得利益者的支配與控制地位。因此，既然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至今都仍遵從著大多數父權體制的規則，對女性的暴力也就成為這些社會裡必然的現象之一。

這並不是說，這些不同社會裡、不同國籍、種族、擁有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女性，都面臨同樣程度的風險。父權經常會和其他壓迫體系交織運作，建立起複雜的「支配－附屬」關係，也使某些多重身分的女性，特別容易陷入弱勢處境之中。以拉姆為例，藏族的少數民族身分很可能影響了她受教育的機會，也造成她的早婚，甚至可能進一步造成她和主流體制（如警察、社政單位）互動時的隔閡。

其他例子則包括，父權體制和異性戀霸權的交互作用，使跨性別女性成為「異類」，因此格外容易受到暴力威脅。美國社會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結合性別規範，則形成了獨特的「厭黑女情結」（misogynoir），黑人女性因此面臨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排除與打壓，例如難以取得穩定住所，進而陷入貧窮的境地。而在台灣，過去原住民青少女因為教育機會不平等、城鄉發展差與漢人文化霸權等原因，曾是兒少性剝削的主要受害者。

正因如此，女性主義者在討論女性受暴、性別壓迫與不平等等問題時，益發重視「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也就是必須體認到，一個人擁有多重身分，而這些身分會把他們在不同社群內放到不同的權力位置上，這些不同的「支配－附屬」動力，有時候會彼此抵消，但有時候則會互相強化，造成某些群體的邊緣化和被壓迫。

性別暴力的普世性

但如前所說，利用交織性的視角處理不同女性群體所面臨的獨特處境外，我們也必須正視女性受暴問題的普遍性。事實上，對女性的暴力早已被視為一個流行病（epidemic）等級的問題。

儘管有地區性的不同，根據WHO的統計，全球約有三分之一（35%）的女性，會於一生中遭遇到來自親密伴侶的肢體或性暴力，或是來自非伴侶的性暴力（不包含性騷擾）。在某些國家，女性受暴的終身盛行率甚至高達70％。

70%的盛行率或許看來屬於「極端值」，但即使我們只看那些一般被認為比較「進步」的地區，也會遺憾地發現，這些國家的女性仍然飽受暴力折磨。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所進行的「全國親密伴侶與暴力與性暴力調查」（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NISVS）於2015年公布的結果指出，每四位美國女性中，就有一人會經歷來自親密伴侶的肢體暴力、性暴力或跟蹤騷擾（stalking）。

歐盟在2014年針對28個會員國所進行的調查則發現，年滿15歲的女性中，每三人就有一人曾經經歷過肢體或性暴力。若將施暴者限縮在親密伴侶上，則約有五分之一（22%）的女性會遇到來自親密伴侶的肢體或性暴力。這些數據顯示，即使是在女性主義發展已久、性別看似相對平等的國家中，受暴仍是許多女性的日常。

台灣衛生福利部保護司也於2016年完成首次「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普查，發現台灣婦女經驗親密伴侶暴力的終生盛行率和國際數據相近，介於18-74歲的女性中，約每四人中（24.45%）就有一人會在一生中遭遇到來自伴侶的暴力（包括肢體、精神、性與經濟暴力）傷害。與此同時，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仍相信其中有相當多未通報的「黑數」，台灣女性受暴的比例，很有可能比調查結果還高出許多。

若我們聚焦在「被親密伴侶殺害的女性」上，結果又更令人驚恐。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的研究發現，2017年全球有87,000名女性遭到故意殺害，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遭到現任或前任的親密伴侶所殺。若納入家庭成員（如父兄）為加害人的案例，則有超過一半（58%）的女性屬於這種情況。這表示，全球每一天都有137名女性，被自己的家人殺害。

這些數據不僅令人心驚，也充分顯示了，對女性的暴力仍在全球各地發生。不論是中國被前夫燒死的網紅拉姆，還是印度遭到集體性侵的年輕女性，都不是單一的特例，而是反映了一個更普遍的壓迫現象，揭示父權體系下，暴力如何被用來當作壓制、恫嚇和管控女性的手段。

「理所當然」的男性

針對性別暴力的研究多半認為，性別暴力的關鍵是「權控」——權力與控制，也就是享有特權的男性，可以透過對女性的暴力與剝削來強調、占據與鞏固自身的支配地位。

另一方面，當這些男性感到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受到威脅時，也可以透過這個支配和控制的過程，重新肯定自己的身分。而父權社會裡「崇拜陽剛、貶低陰柔」的邏輯，也使得暴力成為被原諒、甚至讚揚和鼓勵的行為——男性藉此展現自己的陽剛氣質，證明自己是符合父權標準的「真男人」。

不過，這個支配與控制的需求跟慾望究竟從何而來？康乃爾大學哲學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致力於研究「厭女情結」如何運作，她在《不只是厭女》（Down Girl）一書裡指出，父權社會分別將男性和女性視為「取用者」與「付出者」，因此女性有義務要為男性付出各種帶有陰性屬性的商品跟服務，包括性、情感與生育。

與此同時，男性則認為自己有權獲得這些商品跟服務，當女性沒有符合他們期待付出時，男性就會利用各種程度不一的懲罰手段（如暴力），教訓不守規矩的女性，也警告其他女性安分守己。

在新作Entitled中，曼恩則進一步闡述，這些男性究竟認為自己有權獲得什麼？她認為，父權社會裡的男性被賦予一種想像中的、錯誤的「理所當然感」（entitlement），相信自己有資格取用女性的身體、情感和性，也有權利主張如知識等其他「陽剛」商品的獨占權。

由此出發，曼恩指出，「男性說教」（mansplaining）不見得是因為男性認為女人不如他們，而是基於男性認為自己有對知識的絕對主張和使用權，並占據發言位置。因此，當女性試圖搶奪發聲機會並成為意見權威時，就會遭到壓制。

同理，反墮胎運動的根本，是男性認定自己有資格決定女性的身體如何被使用——也就是用來服務他們的性和生育需求。故，不論是提供避孕工具或中止懷孕的醫療服務，都會削弱男性的主導權，而這是不被容許的。

曼恩的看法或許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對女性的暴力。父權社會賦予了男性資格感，讓他們認定自己可以、也必須主導女性的身體和情感，不受控制的女性就必須受管訓甚至被消滅。

拉姆的例子清楚地展現了這套邏輯。拉姆前夫在離婚後的暴力，可能絕大部分和愛情消失、婚姻關係終結所造成的情感失落無關，而是來自於一種錯誤的「被剝奪感」——因為他認定了拉姆的情感和身體應該屬於自己，因此拉姆的離開就成為一種背叛，她的自由也自然不合理，更需要被懲罰和剝奪。

小結

本文的目的當然不是主張「每個男性都是潛在的施暴者」，而是想要指出，儘管許多人聲稱當代女權已經十分進步，對女性的暴力卻仍未消失，仍是普遍的現象，且不局限於特定的國家和社會。

這是因為，父權體制透過一套綿密而緊密交織的規則，設定了不同的性別角色，再透過賦予男性一種錯誤的資格感，讓男性認定¹自己可以也應該求取、規定與監督女性的付出。

最重要的是，當性別暴力乃是出於這樣細緻的結構性因素時，消除暴力的方法就不能只停留在懲罰個別「壞男人」或獎勵「好男人」上，而是必須全面性地檢討與挑戰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顛覆那套「支配-附屬」的邏輯。唯有如此，女性的自由與安全才不會只是個人的好運氣而已。

• 值得注意的是，就如同女性的多重身分會影響其處境，男性的身分交織也會影響他們如何界定自己的資格。在不同體系——例如種族、膚色、性傾向、社經地位——中都占有優勢地位的男性，就會被賦予更高的資格，更相信自己可以「予取予求」。另一方面，男性彼此間針對這種資格感的競逐，也可能反過來導致他們對女性的控制和暴力，因為對女性的支配被當作一種「貨幣」，讓男性得以證明自己的「優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