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如何共構「整體性嚇阻」國防戰力，以防中共軍事冒進？
中共在內外政治壓力下，不斷配合各種文攻武嚇手段深化對台灣的軍事恫嚇，台海風雲日緊。美國對此高度警惕，並一再對我示警，認為2027年前北京就有可能對武力犯台或至少以武逼和（迫使台北接受談判）。美台雙方也都在努力設法強化防衛力量，以嚇阻中共的軍事冒進。
整體性嚇阻
面對中共在全球的戰略競爭以及在印太區域的軍事銳進，美國過去數年來已積極調整其戰略優先順序與應對方略，積極為大國／同儕／近同儕競爭（peer/near-peer competition）做準備。「整體性嚇阻」（integrated deterrence）似已成為美國近一年多來針對圍堵中共的戰略主題，更是拜登政府支持我國、鞏固台海和平穩定的核心思維。
「整體性嚇阻」涵蓋了美國所能動員運用資源的全部光譜，從政治、外交、經貿、司法、科技、輿論到軍事，在準冷戰的大環境下對北京進行阻制與威懾，以圖遏制其在政、經、軍等各個領域之冒進。而即便是在軍事防衛方面，美國也正透過多領域（domain）、多層面的努力試圖協助台灣加強整體的防衛能力，而非僅限於傳統的戰車、火炮、艦艇、戰機、飛彈等武器裝備。
整體式的防衛能力不僅包含所謂的動能戰力（kinetic combat capabilities，即具實體殺傷敵方有生戰力目標之能力）外，更涵蓋日益具關鍵價值地位的「C4ISTAR」（指揮、管制、通訊、資訊、情報、監控、目標獲得、偵察）能量。畢竟，如果無法在遠程外的廣大作戰場域中隨時掌握為數眾多目標的個別位置、動向、特性與敵我辨識等關鍵敵情參數，那麽即便火力武器（如：遙攻飛彈）的射程再遠也無濟於事。
下一階段的建軍投資重點
在這「整體性嚇阻」的理念下，美國對台灣防衛與建軍的主軸建議仍是重點籌建「非對稱戰力」。據瞭解，美方曾在9月間在華府舉行的「蒙特瑞會談」（Monterey Talks）時，應我方之前要求，提出了對於「非對稱戰力」定義的正式澄清，但雙方並未討論新軍售之具體項目。這份文件將有助於我方高層日後評估軍方所提出的建軍採購（對美軍購）需求是否符合國防部所宣稱將積極籌建的「非對稱戰力」。至於新一波向美國申購的軍備，一般預期最快也將需待11月中旬在美國舉行的年度「國防政策會議」（Defense Review Talks，簡稱DRTs）時才會開始討論。而台美雙方目前也都在就此議題做準備。
拜登政府過去一兩個月來已在重新檢討川普政府期間所設定的台灣國防優先需要，並研擬下階段的重點戰力籌建排序。而這將會構成美台雙方商討軍事安全合作（包括未來幾年間軍售）的邏輯基礎。目前美方正在彙集五角大廈、聯參、美軍各軍種以及印太司令部等各級的專業意見，並進行整彙建議、梳理論述，以歸納出新的軍售政策方針。具體裝備項目的清單目前尚未敲定，但部分能力的優先排序已開始出線。
據瞭解，先進、高精準度、可鏈結聯網、具一定存活性的「ISTAR」（情報、監控、目標獲得、偵察）能力已被列為優先建議台灣構建的重點。
這是因為，美方明白台灣已調整原先「整體防衛構想」（ODC）的建軍思維，未來將更強調遠程打擊能力。而無論去年的對美軍購，還是目前正在審察的2,400億特別預算所規劃採購武器系統，都包含有相當比重的遠程（陸對空、陸對海、陸對陸、空對陸、海對海等）飛彈。而這些精準導引武器都需仰賴高精度的ISTAR能力配合，才可發揮功效。而台灣在此方面（近即時ISTAR）的能力基本上仍相當有限，必須積極構建，才可望在美國所預判的危機窗口來臨（2027年）前，配合台灣正投入鉅資籌建的長程打擊武器有效發揮戰力。
明確的佐證之一是，美國國防部東亞副助理部長莫夯達斯（Dr. Siddharth Mohandas）10月12日在美台國防工業會議代表美方致辭時就曾強調，「強韌的指揮管制與先進的監控資產」（resilient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advanced surveillance assets）應為台灣接下來國防投資的重點。
「強韌的指揮管制與先進的監控資產」是拜登團隊就任後五角大廈針對台灣所新擬定出的重要指導方向之一。據瞭解，其背景乃是希望有助於均衡導正過去幾年來美國政府對台軍售的跨部會政策審查過程中，過度聚焦在「動能性能力」（kinetic capabilities）上的傾向。所謂「動能性能力」就是可直接造成實體殺傷的武器裝備（如：火箭飛彈、火炮戰車等）。而美方這個新建議方針則意味著，希望台灣能將下階段的建軍重點放在指管與ISTAR的領域，優先籌建，以滿足台海嚇阻（遏制戰爭爆發）與防衛（實際作戰）所需。
威脅場景與需求
台灣面對的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高軍事威脅環境，中共持有幾乎每一種可以想像得到的現代化攻擊手段，從戰術彈道飛彈、巡航飛彈、極音速飛彈、長程反輻射飛彈、匿蹤戰機、為數眾多的高性能第四代戰機與精準導引彈械、到精良的電子戰力與資訊戰力、數量龐大且日益先進的無人機與海基航空打擊力（艦載定翼戰機），一應俱全。而且，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與跟中國大陸的距離，作戰空間（battlespace）與接戰時間都相對有限，所以必須仰賴早期偵測與指揮管制上的優勢，才可能有效執行重層截擊，以逐次消耗具壓倒性數量優勢的來犯敵方兵力。
然而，我國不僅必須滿足全面戰爭時的場景，也需能應對非戰爭時期或準戰爭狀況、甚至小規模衝突下的作戰需求。譬如說，國軍非但需要能在戰時盡可能的利用空軍陸空兵力（戰機、防空飛彈等）截擊來襲的共軍機艦或在必要時執行有限的反制作戰任務，而且還必須在平時就維持台海周遭空域的偵巡與狀況處置，並透過對海空域的有效控制來確保我對中共偵查及掌握對岸軍事行動徵兆之能力，以提供戰略預警。
此外，應對共軍非戰爭期間的擾動作為或其他灰色地帶威脅（例如：滲透或特工、混合作戰等）也是國軍的核心任務需求。所需的能力包括即時的偵蒐、監控與對戰情的掌握，以供研判並透過曝光對方之行動來嚇阻其進一步遂行不良意圖。
「先進鷹眼」
究竟台灣在考慮採購什麼裝備，既能滿足我們自身的複雜作戰需求，又符合美方建議的新優先方向呢？就目前所知，各軍種已在規劃中較成熟的新籌建需求，空軍計劃採購的E-2D「先進鷹眼」（Advanced Hawk Eye/AHE）預警機似乎最符合此準則。
空軍現有的預警機隊六架E-2K，機體結構年齡最輕的業已服役16年，其他四架從E-2T提升的（包括一架當年曾因落地重創修復者）則結構年齡已逾26年，已亟需尋思換血替代之道了。具備空中指揮與管制能力的預警機，無論對於非戰爭時期的空域監控、對在空與水面目標之掌握辨識、對共機擾飛灰色地帶威脅（即中共所謂的「繞島巡航」）等任務，還是戰時的空中攔截控管、巡航飛彈偵測追蹤或對我方攻擊機群的管制等任務，都能勝任。E-2D是我國目前唯一能獲得、其監控目獲與指揮管制能力均較現有之E-2K機大幅提升，還是跟美軍和日本都現役同步的新進構型，未來共通作業潛力可觀。而由於若干技術上的限制，現有的E-2C/E-2K型機無法提升至E-2D構型，只能引進新造的E-2D。事實上，美國、日本和法國等使用國均未提升其原有的E-2C，而都採購了新機來汰換其原有的鷹眼機隊。
前述基本上就是空軍希望採購E-2D「先進鷹眼」機的核心邏輯。
據瞭解，該案的「作戰需求」已於今年夏天通過國防部的審核，而目前已開始進入準備「整體獲得規劃書」（「整規書」）的建案審查階段。這意味著，空軍希望能在明（2022）年4月底前完成相關作業，以求將該案納入2023年度的國防預算。
倘若空軍能獲得國防部與政府高層同意進行此案，且美台雙方亦能順利達成共識，進入正式向美方申購程序，那麽E-2D的軍售案最快或可望於明年底前由美方正式批准通告，並於2023年開始執行。這也意味著，軍方很可能會在本月於華府舉行的「國防政策會議」（DRTs）時跟美方正式商討針對此案正式提出採購程序（LOR for LOA）的相關事宜。
E-2D的價值與意義
E-2D是被美軍視為第五代的預警與戰鬥管制能力，裝備有主動電子掃描陣列（AESA）雷達，其偵搜範圍遠遠超出台灣現役的E-2K（相當於E-2C Hawkeye 2000構型）預警機，且對小型、低雷達截面（low-RCS）、低空目標的辨識與追蹤性能極優。此外，該機所用之APY-9雷達的訊號處理能力也較之前的APS-145雷達大幅提升，可有效過濾地面、海面的雜波，並可針對特定空域或目標集中波束，以增進偵測機率與航跡追蹤掌握。這些都對反制匿蹤目標（如：J-20戰機、匿蹤無人機、巡航飛彈等）極具意義。
除此之外，由於E-2D是針對美國海軍任務需求發展的配備，所以也具有一般（空軍用）預警機所較缺乏的對海上目標的遠程偵測與辨識能力。而這點對於我國來說很有意義，尤其在為長程反艦飛彈（如：雄二與雄三的增程型）提供目標獲得資料，以充分發揮這些飛彈的遠程接戰能力上，將極具價值。
空軍規劃籌購E-2D汰替現有的E-2K機，並藉技術換代大幅提升我制空偵蒐監控與空中作戰指揮管制能力，是合理的需求邏輯，也符合前述的美方新建議優先建軍投資方向。此案因此很有可能成為下一波軍購的重點項目，並視預算配合程度排入籌穫期程。構建符合我自身台海防衛作戰全頻譜需要，也配合美國對中共更宏觀性的「整體性嚇阻」（integrated deterrence）策略的戰力，乃是台灣當前國防安全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