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嚴峻時代裡歌唱：反動力量與審查制度，台灣吉他彈唱簡史

曹郁美 07 May, 2021

由於印度疫情加劇，根據《中央社》報導，駐印度代表處已對在印度的台灣人展開搭乘包機意願調查，若順利成行，包機可能在5月下旬載身在印度的台灣人返台。

這是個既悲傷又振奮的消息，面對無數個明天，我們只好高唱梁弘志的創作、蘇芮的歌〈明天還是要繼續〉，如何繼續？彈吉他唱歌樂而忘憂，再繼續上路拚衝，不失為好方法。今日聚焦於此，先從「吉他」談起。

吉他彈唱在台灣

吉他是一種六條弦的撥弦樂器，其弦依材質與音色可分為尼龍弦及鋼弦，或說古典吉他、民謠吉他，以及較晚被發明的電吉他。

從40年代開始，美國進入反叛與對抗的氛圍，當時充斥著種族對立、工運高漲、民權呼聲、經濟蕭條、資本剝削以及左翼與右派的拉扯問題，兼以一戰、二戰、越戰的消耗，底層人民在苦中作樂的心情下，以吉他伴著〈We Shall Overcome〉（我們一定勝利）的歌聲，噴發出一股力量，抗議的、反諷的歌曲蜂湧而出。

這讓我們想起創作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的故事。有記者問狄倫：「能告訴我你的歌有什麼涵義嗎？我都聽不懂。」他回說：「那就別想了，代表這首歌不是寫給你的。」¹

應該這樣說：音樂創作、歌唱抒懷是個瞭解、認知、溝通的過程，有了丁點兒誤差就會落入「不懂」。以歌唱抒懷遠在三千年的《詩經》時代已經開始，在曲譜未能保留的時代，歌詞逐漸成了「詩」被集結起來，它不正是文學重要的表徵？巴布狄倫贏得201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應也是這層意義。

當時台灣從1949年大撤退、白色恐怖的傷痕中穩定下來，加以西風東漸，「吉他風」吹進台灣。由於早年台灣接受美援，在美國流行文化的薰陶下，吉他的重要性大增，於1970年代崛起的校園歌曲，即以木吉他為標誌與圖騰，立刻席捲了年輕人，其特色如下：

第一，學習吉他門檻低，入門容易，學習者易生成就感；第二，吉他便宜，相較於鋼琴、小提琴的「貴氣」，吉他顯得大眾、老少咸宜；第三，攜帶方便，走入山巔水涯，一把木吉他就能營造團康氣氛，且毋須插電；第四，自彈自唱可以「耍帥」，這是當時年輕人的最愛。

於1970年代崛起的校園歌曲，即以木吉他為標誌與圖騰，立刻席捲了台灣年輕人。右圖為1972年中華民國第二屆樂器展覽會。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唱自己的歌？審查制度下的創作

當時台灣掀起了「唱自己的歌」熱潮，吳統雄創作〈墟〉蘊藏保育觀念，卻被評委認為「思想灰色」；韓正皓的〈學子心聲〉挑戰了聯考的制度與價值；吳楚楚根據古典名著《紅樓夢》中的詩文而作曲的〈好了歌〉也一樣沒過關。這裡所謂的評委、過關不過關，指的是當時新聞局轄設的出版處、廣電處的「歌曲審查小組」。「出版不過關」是很嚴厲的，等於是你不能出版成書報刊物、有聲專輯。「廣電不過關」代表了電視、電台不能播出，只好轉為地下，歌曲在唱片行、夜市播放，歌手在校園演唱會上大聲地唱。

吳統雄自嘲：「那幾年，我陸續送了近50首歌到新聞局，除了另一首山野歌曲〈偶然〉外，全部被禁唱，這樣的數字，不知道是否能夠榮登『禁歌排行榜』冠軍？」揶揄的語調道出創作的艱辛。

可知這些熱愛創作的青年其作品被打壓，他們對於美國藝人以吉他彈唱內心的憤怒與悲哀、激勵與展望，是如何地羨慕了。更何況美國重量級的吉他詩人伍迪．蓋瑟瑞（Woodrow Wilson Guthrie，1912—1967），在他的吉他上寫著：「這把吉他，會殺死法西斯主義者」，一語道盡他以「彈唱」為武器，投身社會改革的衝動，又是如何動人了。

那麼當時的台灣，哪一種歌曲不被打壓、又宣洩了文青風的美好呢？那該是洪小喬的〈愛之旅〉，以及楊弦譜自余光中之詩、洪建全基金會出版的《中國現代民歌集》了。

到了1977年，新格「金韻獎」、海山「民謠風」的狂飆，吉他自彈自唱的風氣達到頂峰，年輕人的創作逐漸與流行靠攏，但仍不失文青風格。以往那種企圖抗議、顛覆、衝撞體制的雄心，幾乎淹沒在新聞局的審查制度，以及唱片公司要求符合市場潮流的聲浪中。所以歌詞便開始有這樣的風格：「如果你是朝露，我願是那小草」、「但願那海風再起，只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溫柔」、「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清純質樸的歌聲、抱著吉他自彈自唱，電視露個臉、校園走幾圈，這些年輕歌手模樣迷人，成了當代偶像。

當時還流行一系列的小歌本：《弦》，所謂「小」是指它的尺寸，小到可以塞進口袋裡。《弦》的編者認真收集歌單，刊載簡譜與歌詞，最重要的是它還標示了吉他的指法與和弦，讓彈唱者易學、易彈、易唱，在學生圈裡賣得嚇嚇叫。

問題是，編者、出版者是未經授權的，簡單地說是「海盜行為」。當時新格唱片氣得牙癢癢，只見自己的暢銷曲大剌剌地刊印在那小歌本上，一本又一本地編、再版又再版地賣，對方荷包賺飽飽，自己一分也沒進帳，不是嘔人嗎？此事差點打起官司來，但不知為何又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