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韋丞／「性侵犯憑什麼主張人權？」強制治療合憲的兩大伏筆
去年的最後一天，大法官宣示了釋字第799號解釋，認為刑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關於性犯罪者刑後強制治療的實體規定並不違憲，只有在程序規定方面，現行法沒有給受治療者陳述意見的機會，而針對那些因為精神疾病等原因而無法清楚表達的受治療者，現行法也沒有給予其指定辯護人的機會，大法官認為以上兩點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而違憲。
如此看來，性犯罪者刑後強制治療的制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大法官卻在解釋文留了兩個伏筆：第一，在很特殊的情形，強制治療可能會變成終身監禁，而有違反比例原則的疑慮，有關機關應該要調整改善。第二，強制治療必須與執行刑罰有明顯的區隔，才符合憲法要求，現行強制治療長久以來運作的結果可能跟刑罰相差無幾，有關機關應該在三年內調整改善。
本號解釋是由四位受治療者及兩位法官聲請，筆者是聲請法官之一，曾被媒體描述為「逆風法官」，可以想像的質疑是：為什麼要幫性侵犯聲請釋憲？性侵犯憑什麼主張「人權」？有沒有考慮被害人的感受？誰可以擔保性侵犯出監後不會再犯？這些質疑在大法官解釋之後有所趨緩，至少大法官沒有宣告強制治療制度違憲，強制治療還是會繼續執行下去，保護社會大眾的那面「安全網」還在。
性侵犯的「人權」？
很多人難以理解，性侵犯為什麼可以主張「人權」？性侵犯犯罪時，有想到被害人的人權嗎？有想過對被害人造成的終身傷害嗎？然而，在強制治療議題的討論上，其實應該要排除這部分的考量，因為現在的強制治療制度是「刑後」強制治療，也就是說，這些受治療者已經被處罰完了，他們所應該負擔的刑事責任也已經結束，只是經過鑑定評估後，認為他們有再犯的高度危險，所以讓他們接受強制治療，而不是要再次處罰他們。
在這個觀點上，與其說他們是性侵犯，或許更應該稱呼他們為病人。除非我們永遠都不接受有前科的人，否則曾經犯罪的人，終究還是要回歸社會，而強制治療，就是法律對於性犯罪者所設下重返社會的門檻。
司法院許宗力院長提出的釋字第755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有這麼一句話：「受刑人只是穿囚服的國民，並非不受憲法基本權保障的棄民。」如果我們在某些權貴犯罪的場合會振振有詞：「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可以試著反面思考這句話，它其實也意味著法律應該要平等保障每個人，沒有例外。
一個人犯罪，侵害他人的權利，他應該接受刑罰制裁，但不代表他會因此喪失身為國民的基本權利，這是法治國家的底線。假使我們允許國家任意剝奪國民的基本權利，即便此時此刻國家站在「正義」的一方，國家權力施展起來大快人心，但彼時彼刻，任何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可能成為國家剝奪我們權利的藉口，求救無門，只剩下法律能夠約束這種危險。
常常有人問，法律是保護好人還是壞人？但應該要先定義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國家代表著多數人的意見，多數人認為的壞人，還能算是好人嗎？而我們有把握自己永遠站在多數的那一邊嗎？保險起見，我們寧願法律是保護每一個人。
治療還是監禁？
刑後強制治療，既然是在刑罰執行完畢之後的「治療」，它應該要是名符其實的治療而不是處罰，否則受治療者等於受到雙重處罰，違反了一事不二罰原則。筆者一向認為強制治療制度有存在的必要，主要是因為性犯罪會造成被害人重大傷害，而且有高再犯率的特性，即使刑罰已經執行完畢，對於社會安全還是有相當的危險性，如果透過治療降低受治療者再犯的危險，不僅能保障社會大眾的安全，也有利受治療者回歸正常生活。
問題是要治療到什麼時候？目前規定必須治療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沒有期限。但以現今的精神醫學技術，真的有辦法治療好每一位受治療者嗎？比如說智能障礙者，在他連正常溝通都有困難的情形下，治療的效果恐怕相當有限，可能永遠都沒有「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的那一天，這時候我們已經無法區辨，他到底是接受沒有治療效果的「治療」，或者根本就只是監禁？大法官似乎也有同樣的疑問，所以留下了第一個伏筆：在這種特殊的情形，強制治療變成了終身監禁，可能會違反比例原則。
可惜大法官只提出了疑問，並沒有公布解答。當一個受治療者具有高度的再犯危險，卻沒有任何治療方式能夠有效降低他的再犯危險時，我們是要選擇永遠監禁他，以保障社會大眾的安全，還是要讓他結束無效的治療，卻可能再犯性犯罪？面對這樣的兩難，大法官只表示有關機關應該要調整改善，盡力在兩難之間，尋求比例原則的平衡點。
相對於第一個伏筆的困難，大法官的第二個伏筆淺顯易懂許多，強制治療不是刑罰，治療的處所應該是醫院而不是監獄，但目前強制治療的地點位在監獄的附設醫院，雖然有醫院的名稱，卻是監獄的附屬設施，受治療者甚至要接受有如受刑人的管理待遇。
大法官明確指出這並不符合憲法的要求，但沒有宣告違憲，只表示有關機關應該要在三年內作出有效的調整改善，也就是所謂的「警告性解釋」。筆者相信，這是大法官柔性但堅定的呼籲，顯現了尊重立法權、行政權的自制，懷有降低社會焦慮的體貼，然而其中堅定不移的是：憲法的保障或許會遲到，但從不缺席。
小結
釋字799號解釋之後，司法院已經在今年的2月、3月召開了兩次刑事訴訟強制治療程序規範諮詢會議，法務部也表示將在法制面、執行面進行研修改善。
如果沒有大法官宣示799號解釋，或許不會有人在意，關在「監獄醫院」的那些人，他們是犯人還是病人，只知道他們是性侵犯，最好永遠隔離在社會之外，更不用提大法官殷殷叮囑，應該要為受治療者擬定個別的治療計畫，給予適當有效的治療——誰會記得，強制治療的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為了讓受治療者能回歸社會，不得已的手段？
但憲法沒有忘記他們，在眾人的漠視下拉了他們一把，憲法並不是站在他們那一邊，而是跟每位國民站在一起，當你哪一天因為各種理由掉了下去，憲法伸出的手總是無比堅定，在憲法的國度裡，沒有人是棄民。799號解釋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大致合憲宣告的解釋，但距離真正的合憲，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 文：潘韋丞，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法官，筆名不帶劍，法律志業，興趣寫作，已出版十餘本小說，寫了上千份的裁判書，期待兩者對話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