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典藏或政權法統？從整修爭論再探「故宮」政治性

李孟學 19 Nov, 2018

國民黨立委柯志恩在11月12日質詢時，拿出故宮內部人員提供的會議資料，質詢故宮院長陳其南是否要在2020年封館整修三年。陳其南承認此事正在評估，但強調文物會遷到南院展出，並沒有所謂閉館的問題。消息一出，輿論譁然，許多人大肆抨擊，迫使故宮博物院於隔日發布新聞稿，某種程度上否決北部院區全面閉館整修的可能性。

談到故宮整修，必然會想十餘年前（2004~2007年）的那次整修。自扁政府上任未幾就開始進行的室內空間改善工程，中間歷經三任院長（杜正勝、石守謙、林曼麗），整修進度嚴重延誤，原本要配合八十院慶，以重量級大展重新啟用的規畫，也因此被迫延遲。之後石守謙更被控涉嫌工程舞弊，雖然最後獲判無罪，但對一位享譽國際的著名美術史學者而言，已經是清譽有玷。

後來，這項工程完成未久，又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因為過多的中國團客擠爆故宮，而致生擴建之議。當時這項因應暴增的觀光客而出現的「大故宮計畫」，不僅要將原本自牌樓到正館的甬道墊高成為巨大的展示空間兼賣場，還要跨越至善路，配合未來可能設立的捷運站，用現有的軍方土地，打造文創園區等空間，整體建設經費超過200億。這個計畫當時一路挺進到二階段環評，但引來周邊居民極大的反彈，還找來前故宮職員撰文反對，對此計畫提出諸多疑慮，迄今網路仍留有當時的資料可以一窺。

但政黨輪替之後，隨著新院長上任，不久「大故宮計畫」便以預算不足等理由更弦易轍，悄悄落幕。若以這次所發生的議論來看，「大故宮計畫」提出當時理當要激起千層浪，像現在這樣物議沸騰。但當年這些新聞，除了附近居民以外，幾乎沒有人在意，更別說有深刻的討論。其實若以當時的規劃，故宮幾乎就變成一個大工地，而且當時的工程包含擴充庫房，所有的文物可能也要另覓他處存放，其結果也可能是走向北院封館、文物他移一途。

名不正、言不順的台北「故宮」

「大故宮計畫」落幕時，副院長李靜慧當時在新聞中提到，故宮仍然需要整建計畫來改善目前的院區，處理硬體老化、不敷使用的沉痾。11月14日，《自由時報》刊出陳其南的專訪，他對於台北故宮之後的發展有相當完整的說明。在報導中，陳其南計畫將以6年的時間逐步調整現有的故宮展示空間，增加吸引遊客前來的動機。因此，陳其南希望能夠借故宮北院的力量提升南院的來客數，並在中部地區尋找適合的地點，將書畫與器物轉移過去，最後把台北院區定位以文獻為主的展示空間。

這樣的規劃很值得玩味。首先是南院，南院顯然是故宮現在的燙手山芋，亟需處理。一開始南院就如絕大部分打卡景點一般，吸引大批遊客「到此一遊」，但這樣的熱潮很快就消散。雖然南院所規劃的佛教、陶瓷、織品等展覽，都是台灣難得一見的精品，但對藝術素養尚未普及的台灣社會來說，為了這些文物專程去一趟嘉義太保，多半興趣缺缺。即使為了拉抬人氣，設想台灣人平素對日本的喜愛，專程將日本的國寶特展放在故宮南院，但仍被媒體抨擊人數過少，效益不彰。為了拉抬下滑的參觀人數，將台北的展覽移去南院展，已經是現在進行式，顯示故宮內部早已根據此一規劃在進行。

其次是文物南移。按照陳其南的說法，書畫、器物、文獻將會有各自獨立的館舍，而且名稱也會修改。「故宮」二字可能會拿掉，改成「東方書畫美術館」、「東方工藝美術館」等，北部院區則成為以文獻為主的「東方文書館」，並拿掉組織法條文中僅限收藏中國文物的限制，擴大入藏的範圍。而此，顯然才是挑動最多人神經的內容。故宮博物院雖然是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後，以近代博物館的概念建置而成，但以皇室庋藏作為政權法統的心態，仍然深深影響當年國民政府的決策。所以才會有之後故宮文物西遷、南遷之舉，最後就是搬到台灣，會造成今天台北、北京各有一處故宮的「雙胞」案。

但是，誠如台大歷史系副教授許雅惠所指出，1965年在外雙溪落成的「故宮博物院」，其性格早與1924年的故宮博物院全然不同。其建築物外面橫額寫的名稱是「中山博物院」，反而「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牌子像是附屬單位般的掛在門邊。此外，所謂的七十萬文物，也並非都是清宮舊藏，有一部份其實隸屬於所謂的「中央博物院」，是國民政府規畫的一個大型綜合博物館；他的舊址，就是今日的南京博物院舊館。

也就是說，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即便在國民黨的脈絡下，也是名不正、言不順，但這點一直被當局刻意忽略。為什麼國民黨要把這件事情搞得如此複雜，許雅惠沒有提及，實是因為台北的故宮博物院藏品一直都處於「整裝待發」的狀態，只待有日「光復大陸」，就要把這些文物運回北京。「中山博物院」其實是文物運回去以後，台北的建築物要用的名稱，到時候館內就只剩後來徵集的文物，跟一些故宮文物的複製品。這麼一想就不難理解，何以故宮的文物一直以來都很克難的放在山洞，正館的空間是如此侷促。

「故宮」，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權法統

有了這點認識，就可知道「故宮」二字，其實不是那麼不可撼動。但皇室舊藏所象徵的道統，國民黨難以割捨，又因為在中國幾乎斷絕與西方往來的同時，台北的「故宮博物院」成為歐美社會認識中國藝術最重要的管道，逐漸享有國際聲譽。外雙溪的館舍建成之後，國民黨也一直以此為觀光噱頭，才有今日海外旅客到台北都要去故宮的既定印象。即使在南院倡建初期，有考慮以「亞洲博物館」等其他名稱來作為區隔，卻被當時爭取興建的嘉義縣長陳明文要求一定要冠上故宮之名，才能藉此吸引觀光，足見這樣的成見有多麼深刻。

但如今看來，在缺乏完整的配套與規畫的情況下，縱是偌大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招牌放在南院的入口處，來館的人數依舊不斷下跌，顯然這個名稱的光環，多半奠基在刻意塑造出來的想像當中。

台北故宮當年所規劃的展示空間，也早已不敷使用。早在扁政府進行的改善工程以前，故宮就已經有過三次擴建，但受限於外雙溪的腹地與山坡地限建的限制，如果要像「大故宮計畫」那樣大肆擴張，反而更有安全上的疑慮。故宮南院雖然僻遠，但無論就展示空間或庫房空間，理論上都遠比使用逾50年的台北院區來得好。但遠離政經中心的台北，總不免有種「外放邊疆」的心理作用，又或者是像丁守中所謂「除了台北，沒有一個城市可以跟故宮匹配」的地域歧視。這種重北輕南的心態，在故宮議題的激化下，忽然變得明顯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