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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典藏或政權法統?從整修爭論再探「故宮」政治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國民黨立委柯志恩在11月12日質詢時,拿出故宮內部人員提供的會議資料,質詢故宮院長陳其南是否要在2020年封館整修三年。陳其南承認此事正在評估,但強調文物會遷到南院展出,並沒有所謂閉館的問題。消息一出,輿論譁然,許多人大肆抨擊,迫使故宮博物院於隔日發布新聞稿,某種程度上否決北部院區全面閉館整修的可能性。

談到故宮整修,必然會想十餘年前(2004~2007年)的那次整修。自扁政府上任未幾就開始進行的室內空間改善工程,中間歷經三任院長(杜正勝、石守謙、林曼麗),整修進度嚴重延誤,原本要配合八十院慶,以重量級大展重新啟用的規畫,也因此被迫延遲。之後石守謙更被控涉嫌工程舞弊,雖然最後獲判無罪,但對一位享譽國際的著名美術史學者而言,已經是清譽有玷。

後來,這項工程完成未久,又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因為過多的中國團客擠爆故宮,而致生擴建之議。當時這項因應暴增的觀光客而出現的「大故宮計畫」,不僅要將原本自牌樓到正館的甬道墊高成為巨大的展示空間兼賣場,還要跨越至善路,配合未來可能設立的捷運站,用現有的軍方土地,打造文創園區等空間,整體建設經費超過200億。這個計畫當時一路挺進到二階段環評,但引來周邊居民極大的反彈,還找來前故宮職員撰文反對,對此計畫提出諸多疑慮,迄今網路仍留有當時的資料可以一窺

但政黨輪替之後,隨著新院長上任,不久「大故宮計畫」便以預算不足等理由更弦易轍,悄悄落幕。若以這次所發生的議論來看,「大故宮計畫」提出當時理當要激起千層浪,像現在這樣物議沸騰。但當年這些新聞,除了附近居民以外,幾乎沒有人在意,更別說有深刻的討論。其實若以當時的規劃,故宮幾乎就變成一個大工地,而且當時的工程包含擴充庫房,所有的文物可能也要另覓他處存放,其結果也可能是走向北院封館、文物他移一途。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名不正、言不順的台北「故宮」

「大故宮計畫」落幕時,副院長李靜慧當時在新聞中提到,故宮仍然需要整建計畫來改善目前的院區,處理硬體老化、不敷使用的沉痾。11月14日,《自由時報》刊出陳其南的專訪,他對於台北故宮之後的發展有相當完整的說明。在報導中,陳其南計畫將以6年的時間逐步調整現有的故宮展示空間,增加吸引遊客前來的動機。因此,陳其南希望能夠借故宮北院的力量提升南院的來客數,並在中部地區尋找適合的地點,將書畫與器物轉移過去,最後把台北院區定位以文獻為主的展示空間。

這樣的規劃很值得玩味。首先是南院,南院顯然是故宮現在的燙手山芋,亟需處理。一開始南院就如絕大部分打卡景點一般,吸引大批遊客「到此一遊」,但這樣的熱潮很快就消散。雖然南院所規劃的佛教、陶瓷、織品等展覽,都是台灣難得一見的精品,但對藝術素養尚未普及的台灣社會來說,為了這些文物專程去一趟嘉義太保,多半興趣缺缺。即使為了拉抬人氣,設想台灣人平素對日本的喜愛,專程將日本的國寶特展放在故宮南院,但仍被媒體抨擊人數過少,效益不彰。為了拉抬下滑的參觀人數,將台北的展覽移去南院展,已經是現在進行式,顯示故宮內部早已根據此一規劃在進行。

其次是文物南移。按照陳其南的說法,書畫、器物、文獻將會有各自獨立的館舍,而且名稱也會修改。「故宮」二字可能會拿掉,改成「東方書畫美術館」、「東方工藝美術館」等,北部院區則成為以文獻為主的「東方文書館」,並拿掉組織法條文中僅限收藏中國文物的限制,擴大入藏的範圍。而此,顯然才是挑動最多人神經的內容。故宮博物院雖然是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後,以近代博物館的概念建置而成,但以皇室庋藏作為政權法統的心態,仍然深深影響當年國民政府的決策。所以才會有之後故宮文物西遷、南遷之舉,最後就是搬到台灣,會造成今天台北、北京各有一處故宮的「雙胞」案。

但是,誠如台大歷史系副教授許雅惠所指出,1965年在外雙溪落成的「故宮博物院」,其性格早與1924年的故宮博物院全然不同。其建築物外面橫額寫的名稱是「中山博物院」,反而「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牌子像是附屬單位般的掛在門邊。此外,所謂的七十萬文物,也並非都是清宮舊藏,有一部份其實隸屬於所謂的「中央博物院」,是國民政府規畫的一個大型綜合博物館;他的舊址,就是今日的南京博物院舊館。

也就是說,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即便在國民黨的脈絡下,也是名不正、言不順,但這點一直被當局刻意忽略。為什麼國民黨要把這件事情搞得如此複雜,許雅惠沒有提及,實是因為台北的故宮博物院藏品一直都處於「整裝待發」的狀態,只待有日「光復大陸」,就要把這些文物運回北京。「中山博物院」其實是文物運回去以後,台北的建築物要用的名稱,到時候館內就只剩後來徵集的文物,跟一些故宮文物的複製品。這麼一想就不難理解,何以故宮的文物一直以來都很克難的放在山洞,正館的空間是如此侷促。

1965年興建中的故宮。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1965年興建中的故宮。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1966年故宮正館一景。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1966年故宮正館一景。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故宮」,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權法統

有了這點認識,就可知道「故宮」二字,其實不是那麼不可撼動。但皇室舊藏所象徵的道統,國民黨難以割捨,又因為在中國幾乎斷絕與西方往來的同時,台北的「故宮博物院」成為歐美社會認識中國藝術最重要的管道,逐漸享有國際聲譽。外雙溪的館舍建成之後,國民黨也一直以此為觀光噱頭,才有今日海外旅客到台北都要去故宮的既定印象。即使在南院倡建初期,有考慮以「亞洲博物館」等其他名稱來作為區隔,卻被當時爭取興建的嘉義縣長陳明文要求一定要冠上故宮之名,才能藉此吸引觀光,足見這樣的成見有多麼深刻。

但如今看來,在缺乏完整的配套與規畫的情況下,縱是偌大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招牌放在南院的入口處,來館的人數依舊不斷下跌,顯然這個名稱的光環,多半奠基在刻意塑造出來的想像當中。

台北故宮當年所規劃的展示空間,也早已不敷使用。早在扁政府進行的改善工程以前,故宮就已經有過三次擴建,但受限於外雙溪的腹地與山坡地限建的限制,如果要像「大故宮計畫」那樣大肆擴張,反而更有安全上的疑慮。故宮南院雖然僻遠,但無論就展示空間或庫房空間,理論上都遠比使用逾50年的台北院區來得好。但遠離政經中心的台北,總不免有種「外放邊疆」的心理作用,又或者是像丁守中所謂「除了台北,沒有一個城市可以跟故宮匹配」的地域歧視。這種重北輕南的心態,在故宮議題的激化下,忽然變得明顯無比。

圖/故宮提供
圖/故宮提供

當然,最關鍵的,莫過於故宮和道統的強烈連結,哪怕只是分流,都引起大中華主義者的反彈,深怕「稀釋」了故宮的象徵意義。不過,就如前述,台北的「故宮博物院」非但不是清宮舊藏的全貌,甚至是一個拼拼湊湊的綜合體,從頭到尾都只是被當局塑造出來的法統,用來跟中共競爭話語權的工具。

不可否認,由於要實際履行博物館的功能,故宮確實承擔了培育國內美術史人才的責任,也與國際漢學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社群有密切的互動,使台北故宮的藏品有很高的國際能見度。但隨著中國開放崛起,台北故宮所背負的正統性急遽減弱,甚至某種程度上成為對外推廣的阻力。

如之前日本首度展出台北故宮藏品的「神品至寶」展,就因為在名稱上沒有加上「國立」二字,釀出即便臨時撤展也在所不惜的重大爭執,縱使此展在當時引起莫大轟動,也因為之前的爭論而留下遺憾。這個名稱背後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對台灣人而言,到底還有多少意義?或許可以藉國民黨立委刻意挑起的契機好好深思。

故宮藏物「翠玉白菜」。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故宮藏物「翠玉白菜」。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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