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婷《游牧人生》:那些不得不離開的人,我們路上見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甫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編劇本等五項大獎,已囊括金球獎最佳戲劇類影片與最佳導演、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游牧人生》(Nomadland),不只去年9月在威尼斯影展首映後獲得好評,去年11月金馬影展的亞洲首映後,也獲得台灣觀眾的一致讚譽。
這部由華裔導演趙婷執導與撰寫的劇本,是改編自記錄「露營車打工族」的報導文學——《游牧人生》(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書中描述2008年金融海嘯後,一群被「海嘯」沖走、離開舒適圈的中老年美國人。這群原有著體面工作、得以享受退休生涯的中產階級,因房價崩跌、房子被銀行扣走、股票市值蒸發、破產等,導致過著日益拮据的下半輩子。
而為了節省日常開銷,他們選擇卸下生活中最大筆的支出——房租、房貸——選擇以車為家。他們可能開著休旅車、廂型車或露營車,從北到南、從東到西,成為季節性的勞動工作者。趙婷的電影也聚焦於此,是一部講述原是石膏大廠集團下的帝國鎮關鎮後,喪夫且無家的主角芬恩,開始開著一台充當成露營車的廂型車,由北往南邊生活邊尋找打工的「公路電影」。
不是嬉皮式的游牧
我不是無家者,我只是沒有房子。
I’m not homeless, I’m just houseless.
這是電影中出現的台詞,也是書中受訪者強調的概念,他們喜歡自稱「無屋可歸」而不是「無家可歸」。然而,這群新形態的「游牧民族」,跟那些為了「尋找人生意義」而開車上路,且仍有大把時間揮霍的年輕流浪者不一樣,也跟追求浪漫的波希米亞式生活無關。雖說是「游牧」,卻有些「不得不」。
這群「游牧民族」過著手停口停的生活,因年紀和體力的侷限又不能太操,使得他們處於勞動力中不上不下的狀態,只能做著季節性的工作。比如聖誕節到元旦前後,主角芬恩會到亞馬遜當物流人員,處理聖誕節期間爆量的訂單(書中補充,這是亞馬遜的「露營車勞動力打工專案」,專門招募像芬恩這類露營車打工族);專案結束後,芬恩就會到農場收割甜菜根,或到快餐店、偏遠的營區打工。哪裡需要人手,她就開著車,帶著全副家當過去。
芬恩及其在路上遇到的同伴,大多是年屆退休年齡的老年人,不過在路上的不只有他們,還有在「空檔年」(gap year)壯遊的年輕人。電影讓兩者碰面交流,也讓觀眾思考,這群老年「游牧人」跟年輕「游牧人」有什麼不一樣?電影沒告訴我們答案,而每個世代都有各自要面對的、以及各自要尋找的;電影也沒有要評價哪一方。
還有另一種「游牧人」會出現在芬恩打工的沙漠露營區——把露營當作消遣的遊客。他們可能開著價值不菲的露營車,從較冷的北方往南參加露營車同樂會;他們可能帶著小孩、寵物,來到有公廁、淋浴間等高級設備的露營區「親近大自然」。對他們來說,露營是生活中的調劑,親近自然的方式;但對芬恩來說,露營就是生活,就是日常。同樣的,電影讓這些人並存,沒有要批判哪一方。
走不出來也沒關係
片中的另一名「游牧人」大衛,是芬恩打工認識的好朋友。車居打工好幾年後的某一天,他選擇放棄了「游牧人生」,回到已成家立業的兒子的家。大衛邀請芬恩到家裡,芬恩跟大衛的家人度過了溫馨的家庭日,彷彿她真的是他們的家人,而後大衛邀請芬恩住下來。
我印象最深刻的場景之一,是芬恩看著大衛與兒子四手聯彈的一幕,那麼美而易碎,芬恩的表情似乎透露出,這是她既渴望卻又不敢觸碰的「家」的美好樣貌。是的,一個「家」就在你垂手可得的地方,只要你點頭;但你是否願意放下心中所掛念的,不再四處流浪,重新回到所謂的正軌生活?
芬恩後來在大家都還沒起床的清晨時刻,發動了引擎,開車上路——她選擇了不告而別。芬恩沒有說話,只是安靜地開著車,而背景有時是綿長的公路,有時是荒蕪的蠻地,有時是大海與溪流,整個世界好像只有她和她的廂型車。後來,她回到以前在帝國鎮的家,小鎮已成了鬼城,她撫摸著熟悉的物件,從老家後門望向延綿不絕的山與谷。
芬恩在路上再次碰到游牧人的精神導師鮑勃,鮑勃跟芬恩說自己選擇上路的原因,並告訴芬恩:「我們這些人經歷過一些事,可能有些事是走不出來的,但沒關係,沒關係……」看到這裡時我已淚流滿面,也才進一步猜測,芬恩可能有什麼事是「走不出來」的,是死去的丈夫,或是已成廢墟的「家」,又或是她只是想要一個人生活,而我們並不知曉。
不是憐憫,而是理解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游牧人生》是一部非常成功的電影,許多話不必明說。多一些煽情,就會不小心「浪漫化」這群老年人的游牧人生;少一些詩意,又會淪為太過於「議題先行」的作品。看過電影後再去讀《游牧人生》這部報導文學,會很訝異導演竟能以極具詩意的「公路電影」來呈現,且能保留原著的精神與價值觀,甚至種種細節。電影不帶批判,也不是憐憫,而是理解。
你也可能會訝異,片中除了飾演主角芬恩的法蘭西絲・麥朵曼(Frances McDormand),以及飾演大衛的大衛・史崔森(David Strathairn)是演員,其他角色——比如得知自己罹癌才踏上未竟之路的史汪奇(Charlene Swankie),在營地跟芬恩一起打工的琳達(Linda May),宣揚反過度消費教義的精神導師鮑勃(Bob Wells)——其實都是《游牧人生》一書的採訪對象。
他們在這部電影「演出」自己,但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觀看電影,並不會發現有什麼違和之處。若硬要說,可能有一幕讓我有那麼一秒,懷疑自己看的可能是紀錄片:史汪奇在跟芬恩說到自己已癌症末期,因此想上路再看一次年輕時看過的風景,鏡頭突然從芬恩身上移開,漸漸只聚焦在史汪奇的臉部表情,聽她娓娓講述她的故事。
這是紀錄片常用的鏡位,就在那個魔幻時刻,我甚至突然分不清《游牧人生》到底是電影,還是紀錄片。這樣的觀影經驗很特別,觀眾得以跳脫線型敘事來思考,導演想要傳達的或許是什麼。這條介於文學與報導文學之間,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之間,劇情片與紀錄片之間的界線,我想導演趙婷完全抓到了平衡點。
我們路上見
獻給不得不離開的那些人。
Dedicated to the ones who had to depart.
我在金馬影展時看了這部電影,雖然自己離片中角色的年歲還很久遠,但不知為何有一半的時間我都在流淚。這不是憐憫的淚水,而是電影雖然台詞不多、畫面詩意而安靜,卻讓我接收到溢滿的訊息——關於離開或留下、關於面對或無法面對、關於記掛與放下……。
片中角色來了又走、走了又回來,他們也不說「再見」,就像芬恩對大衛的不告而別那樣。「游牧人生」的路上是從來不說再見的,因為當你一直開下去,路上總會再見。希望看完這部電影後,我們能不評判、不憐憫,而是嘗試去理解那些因為任何原因而「不得不離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