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漾女子》：「不完美」的另類女性復仇電影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曾於2019年推出「狂女起駕・復仇來襲：亞洲篇」單元，讓觀眾一窺台灣、香港、日本、南韓的女性復仇電影，更讓許多觀眾發現，原來早在《追殺比爾》（Kill Bill）之前，「女性復仇」題材便曾在台灣風行一時，成為獨樹一格的電影類型。

女性復仇電影多為男導演所執導，如上述單元中的南韓金綺泳、日本石井輝男、以及致敬邵氏的昆汀．塔倫提諾等等。而近日上映的《花漾女子》（Promising Young Woman）則由女導演艾莫芮德芬諾（Emerald Fennell）執導，被許多觀眾稱讚拍出不落俗套的女性復仇電影，並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獎項，出演女主角的凱莉墨里根（Carey Mulligan）也入圍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動腦動口不動手

《花漾女子》與以往女性復仇電影最大的差別在於，不再以物理性、身體上的攻擊為主要復仇方式，而是以相當精巧且智慧的策略來對男性復仇，因此少了許多刀、槍、斧頭等在意向上象徵陽具的殺人、閹割工具。一直以來，在商業片的刻畫下，女性在生理上經常無法與男性匹敵，需要借助這些工具來輔助復仇計畫，因此也無法逃脫以男性象徵壓制男性的宿命，在電影的氛圍塑造下，成了一種以性剝削來反制另外一種性剝削的情狀。

相較之下，《花漾女子》則是以女性的謀略來推動復仇計畫，凱西的摯友妮娜被性侵後孤立無援，沒有人願意相信她，甚至指責她不應喝那麼醉，所有的流言和檢討受害者的言語最終剝奪了她的生命。妮娜自殺後，凱西的生命彷彿也缺了一半，她從醫學院休學，白天在咖啡店工作，晚上化身在夜店醉倒的女性，讓那些心懷不軌的男人們將她「撿」回家。

在一次次「復仇」的過程中，凱西並沒有對那些男人造成身體上的傷害，卻的確在他們心中留下一道陰影，那是以體制對抗體制後，帶來的認知失調。許多人們把上夜店、動作和言詞豪放的女性當成隨便、可以輕易掌握的女人，而凱西正是利用了這些男人的心理，在一個個夜晚、一張張床上，褪去迷茫的眼神，以譏諷且不屑的態度，深深打擊了這些男性自以為是的幻想，擊潰了他們過去藉由掌握女性才得以完整的自尊。

當高跟鞋踩過另一個女人的屍體

鞏固體制的從來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同樣成為壓迫自身的幫兇，因為躲在體制下，或許會有些許不適，但若順從體制，便能獲其嘉勉。凱西不只對男性復仇，她也在曾經傷害妮娜的女人心中烙下懊悔與驚恐。許多女人將自己與那些受到傷害的女人劃分開來，聲稱她們不夠謹慎、不夠自愛，而自己穿著、行為得體，或者嘲諷自己沒有性魅力，不是會引起男人性慾的那群。她們自在地享受體制給予的貞潔封號，完美地扮演女兒、妻子、母親，直到某天這樣的狀態失去平衡。

凱西對昔日同窗麥迪森、師長沃克的復仇方式，即是針對她們珍惜的人與自傲的身分，前者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同時也是一位「自愛」的女人，但她卻不記得自己是否與陌生男人同床；而沃克的女兒年輕、乖巧，母親卻不一定能好好保護她，當危險逼近自己、攫走自己所愛的人，人們才赫然明白，何以過去無法同理那些受害者。

凱西的行為與其說是復仇，更像是「導正」，她透過最土法煉鋼的方式，把自己丟進狼窩般的險境中，重新面對過去傷害她與妮娜的人，除了面對性侵妮娜的莫爾之外，她沒有想殺死誰，只想捻熄他們心中的惡意與不尊重。

這正是為什麼本片雖為女性復仇電影，卻沒有傳統的「正義戰勝邪惡」的快感，也沒有血漿四溢的刺激，卻有著非常卑微與孱弱的懇求，懇求人們記得那些被傷害的人們，記得那些暴行與傷痛，期待社會因為這近乎絕望的行動，而有一絲絲的改變，就如同片中向妮娜懺悔的律師一般，受害者，與愛著他們的人，都如此懇切地期待真正的道歉。

女性復仇電影的優勢與侷限

「女性復仇電影」同時滿足了娛樂性、議題性、以女性作為主角等元素，相較於直接講述女性困境或性別議題的劇情片、紀錄片來說，更容易為大眾所接受。少了血淋淋而直白地呈現傷痛，以及宣講式的思想陳述，更容易傳播女性面臨的體制暴力問題。然而，這是否也說明了社會慣於逃避女性困境，甚至厭惡這些試圖撼動體制的人，因為他們打破和諧、挑戰權威。

當人們觀賞女性復仇電影，更多是為了其中的暴力、血腥場面帶來的感官體驗。當觀眾（不論性別）因為女人殺了男人，因為正義得以伸張，而感到愉悅，認為自己看了一部好電影時，是否曾經思考自己也曾是一個加害者，不論是旁觀他人的苦痛，說著「無傷大雅」的玩笑，或是拒絕他人求援。

《花漾女子》或許稍微突破了女性復仇電影之侷限，即使少不了鬥智場面，卻降低了過去這類電影的「爽度」。最後結局不甚「完美」，卻以一個促狹的表情符號標誌了凱西的精神，逼迫觀眾在體驗了精彩的復仇行動後，在一個感傷卻又釋然的結局中，思考社會嵌在女性身上的所有枷鎖。